前言：在台灣，相信有很多朋友到金融機構都早就不用「圖章」了，而以「親筆簽名」取代帳戶的「印鑒」，台灣公司的重要法律文件，也不能沒有法定人士「簽名」。但是在大陸，對於「印鑒」的使用，卻有天差地別，如果台商到大陸還以台灣印象看待「公司章」，凡事「想當然爾」，那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犯下不可彌補的錯誤！
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大陸法律工作者
謝銀玲
案例：某甲在新年假期後，上班的第一天，便接獲上海公司財務人員的報告，公司的存貨在假期過後，隨舊年「驟然消失」；另外，公司的所有法律文件也不翼而飛，而更可怕的是，公司的「門市部」卻在某新招牌（A公司）底下照常運行（人員還是本公司的老員工）。與房東聯絡後，某甲才發現，門市部的租賃合同都被「合理」解約了，房東與該門市部「新招牌」所載A公司已訂立新的租賃合同，經查證，這一則偷天換日的把戲，都是某甲公司的大陸籍業務經理某乙一手所為。
這位經理某乙不是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總經理，但是台商某甲一貫將公司「印鑒章」交給該經理保管，現在某甲向房東抗議：他並沒有授權某乙處理租賃合同解約事宜，但是房東出示蓋了公司印鑒章的解約協議，合法且沒瑕疵，房東不予理會，某甲驚呼沒道理，他不承認！因為他沒有簽名，他是法定代表人呀！但是，物證如山，某甲真的可以因為沒簽名而不認帳嗎？事情大條了。
「公司章」與「代表人簽名」孰重孰輕？
那麼回到本題，到底一份只蓋公司大章、沒有法定代表人簽名的對外文件，公司應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台商某甲真的可以因為沒簽名而不認帳嗎？答案是：不可以。這份租賃合同的解約協議是有效的。
某甲想起訴房東，但本案律師的答覆是：「公司印鑒章是公司對外的法定信物，法定代表人沒有簽字，並不影響本解約協議的法律效力，房東不須對某甲負違約責任」，該業務經理某乙從擅自解除租賃合同，到將公司存貨轉賣給「新招牌」所載公司，乃至於與原公司職工解除勞動合同，都蓋上公司印鑒章，並且將公司所有相關原始文件帶走，公司沒有任何相關文件可以對抗某乙的超越職權行為。
而相對人（如房東、離職職工）手中所握的相關法律文件，又都有合法的公司印鑒章，某甲的公司根本無法對任何相對人訴求違約責任，唯有對該業務經理某乙內部處理，但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尤其某乙的經理勞動合同也被帶走）。所以，不要以為法定代表人沒有簽名，公司對外的行為就無效，公司章真的不能不看緊。
台商對大陸司法系統的迷思
至此，台商某甲對大陸的司法系統有了很大的疑問，雖然某乙將證物抹得一乾二淨，但是從故事的演進，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某甲的無辜性，可是律師卻依然勸某甲不要起訴某乙，為什麼？難道這就是法律的正義嗎？這麼沒有公正性的正義？
其實，這裡存在台商對大陸司法系統的迷思，雖然大部分在台灣的公司不一定聘請「法律顧問」，但是一般民眾對於台灣法律系統之為「大陸法系」，法官的「自由心證」都存有一定的尊敬與寄望，「心證」事實上真是法律的最後一道防線，那是「良心與道德」的防線，如果故事明擺著是一樁蓄意致人損害的案子，縱然證物不夠完整，法官仍可以秉其職務的「上方寶劍」──「自由心證」協助本案合理地判決。
尤其在大陸，從歷史面看，世人皆云大陸是「人治」非「法治」社會，大陸千方百計要擺脫這種惡劣印象，從江澤民在位時，就不斷宣揚要「依法治國」，要「法治」就要講實憑實據，沒有證據確鑿的情況，誰敢判？對於法官，到底「司法形象」重要？還是「道德良心」重要？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邏輯！
我們再從司法實踐上看，目前大陸法院判案，基本上是：「文件審」重於「庭審」，「庭審」在很多時候只是形式，如果「文件審」（包含證物的提供）已經不「在理」了，那麼在「庭審」時，律師不會有多大的發揮空間，不是律師口才好就管用的，有時不是「人在思考」，反而是「物在說話」，這是現實，也是個別法律工作者很難突破的，那麼難道就沒辦法了嗎？那怎麼保障台商的最後權益呢？
法律專家的建議是：「正本清源」，全世界任何經濟型態的社會都一樣，經商想要從法庭上討回公道，那真是緣木求魚。「正本」就是要將所有的可能涉訟的機會，都防堵於未發之際，這裡有兩個觀念，一個就是將公司所有的法律文件（包括職工的勞動合同）在建立時，就應該立於「不敗之地」，每份文件的製作都應該考慮周全，對於涉訟可能的情況都要先期掌握；另外一個觀念，也是一種習慣，養成平常保留任何公司文件以及簽收條的習慣，尤其對所有對外文件，不可以隨便蓋章或簽字，任何一個動作都可能成為未來訴訟的關鍵，一個圖章、一個簽字、一份文件，不論經商或生活，這些都是將來決勝負的前衛哨站，萬不可輕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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