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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6.07.15

<本期專欄>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意涵

儘管在第二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國與中國大陸在金融服務、能源、環境和民航等領域簽署具體協議,但在最具爭議的人民幣匯率上,仍未能達成共識。由於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很多是來自於台商,為此,美國為改善貿易逆差,而要求人民幣匯率調整或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制裁,都會直接或間接對台商的經營及獲利造成影響。

文:編輯部輯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意義,代表著美國與中國大陸希望通過對話會議的形式,從經濟領域開始,緩解相互間的緊張關係、更進一步加強聯繫。正如吳儀所言,這項會談使兩國避免恢復「動輒訴諸威脅與制裁」的做法。中美建立經濟對話機制,將有利於雙方關係的增進。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也代表著,美國鼓勵中國大陸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與其經濟和軍事實力相稱的作用。

大陸在全球市場格局中的方向

自從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大陸商品對美國的出口順差不斷增加。為了改善貿易逆差,美國政府一再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要求中國大陸政府取消對人民幣匯率人為干預的要求。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過去四年間,中美經濟聯繫變得更加緊密,美國和中國大陸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半,中美經貿關係是當今世界最複雜的經貿關係之一。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中美兩國經濟對全球的影響越來越大,目前,中美兩國已互成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國。2006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2626.8億美元。中國大陸現在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加拿大)。

大陸方面並沒有否認雙方貿易不平衡的存在,只是強調人民幣匯率問題並非是造成美國本身的巨大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現有的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結構下,雖然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減少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直接貿易逆差,但是中國大陸退出的低端產品市場並不一定能夠給美國生產商和就業率帶來多大的好處,因為其他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很可能取代中國大陸在美國市場上的地位。

近日,大陸的人民銀行祭出升息、調高存款準備率、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等三大調控措施,一方面圍堵過熱的經濟,一方面也回應來自美國國會的壓力。

面對著通貨膨脹的攀升和滬深股市的強勁上漲,中國大陸政府正在醞釀新一輪緊縮政策,以吸納國民經濟中過剩的流動性。大陸國務院近日要求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金融、財稅等手段,緩解流動性過剩的矛盾。國務院還表示,中國大陸將控制對外貿易順差過快增長﹐防止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再加上通貨膨脹的攀升亦是中國大陸政府的一大隱憂,推出更多緊縮政策的可能性也因此加大。

至於人民幣方面,大陸對人民幣的完全放寬是有限的,但也表示有彈性空間的存在。人民幣過度調升,對於中國大陸的出口將形成障礙,會造成內部的失業率、產品的流失。

因此,中國大陸以「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也是中國大陸經貿政策的重要內容。當前,大陸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消費結構升級加速,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同時存在著現實與潛在的國內市場。

預計到2010年,中國大陸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場,商品進口額約1.2萬億美元,服務商品進口額將超過2,000億美元,國內市場規模接近5萬億美元。這樣的發展格局,也為台商帶來開拓大陸內需市場的空間。

此外,中國大陸為實現貿易基本平衡創造有利條件,還努力推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和創新型國家。這些都將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貿易夥伴,創造巨大的市場空間和難得的商機,外向型的台商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亦應作出轉型與回應。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中美雙方不斷發生貿易爭端。目前,中國大陸不是工業化國家經濟論壇(G8)的成員,無法參與每年定期舉行的會議,中美雙方需要找到有效而合理的方式,以減少彼此的貿易摩擦,共同討論與協商如何處理全球重大經貿問題。

因此,之前美國與中國大陸先後成立「中美商業貿易聯合委員會」、「中美經濟聯合委員會」與科技聯委會等雙邊對話和磋商管道,不過由於雙方參加層次不高,成果有限。為進一步建立中美雙方對話機制,有利於加強彼此的溝通和瞭解,中美雙方宣佈啟動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並於2006年9月20日發表《中美關於啟動兩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共同聲明》,成立部長級的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機制。這個對話機制重新定義了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

所謂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是中美在2006年年底時,將近10個不同等級的中美對話機制納入其框架,同時將級別與次數提升,是歷史上規格最高的中美經濟主要官員的交流活動。這一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已成為兩國就雙方全局性、戰略性和長期性經濟問題進行探討的平台。依托這個平台,美方與中方高級官員每年都將舉行兩次經濟對話,以解決兩國間的一系列貿易問題。去年12月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的時候,美國財政部長寶森(Henry Paulson)幾乎把布希政府的一半內閣官員都帶到了北京。

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中美兩國在北京舉行「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The First China-U.S. Strategy Economics Dialogue)。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財政部長寶森共同主持此次對話。雙方圍繞「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主題,就城鄉均衡發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促進貿易和投資、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

2007年5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此次對話中美雙方圍繞服務業、投資與透明度、能源和環境、平衡增長和創新等議題進行討論。雙方就中美之間的大額貿易順差進行商討,而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外匯儲備等問題也成為雙方討論的重點,如中國盜版猖獗和美國指責中方低估人民幣匯率損害美國經濟的問題。雙方還同意在今年年底在北京舉行第三次戰略經濟對話。

基本上,去年和今年這兩次對話,討論的主題沒有很大的區別:人民幣匯率改革、中國金融市場和其他服務業領域的進一步對外開放、智慧產權保護、能源安全及節能技術合作等。雖然中美雙方在大多數領域頗多原則性共識,但具體日程表各自不同。美方要求中國大陸加速改革,希望「近期進展」能夠就有重大的突破;而中方則堅持對外開放進程要根據自身國情而定,更傾向於審慎穩健的漸進路線。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目前或許沒有重大的實質成果,但對於中美關係來說,卻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寶森強調美國需要用長久的戰略眼光看待中美關係,這跟過去美國常要求中國大陸作出一些實際讓步有所不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運作,反映美國在對中國大陸的經貿問題上改變策略,不再一味向中國大陸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改為鼓勵中國大陸全面開放市場,期望美國在這個過程裡得到更大利益。

美方的觀點與作法

從短期來看,戰略經濟對話亦是美國總統布希因應國內壓力的一個作法,去年美國年中大選,民主黨大勝,給共和黨政府帶來很大壓力,所以布希也需要給國內一些交代。美國即將面臨國會及總統大選,而中美經貿的議題所造成的美國失業率問題,企業的資金外移以及大陸廉價產品入侵美國等問題,都將會是民主黨在選舉中操作的議題。

這場戰略經濟對話差不多都是關乎政治。美國國內政治幾乎在經濟外交中占了主導地位。美國總統選舉在即,美國政府及國會把對貿易逆差的憤怒轉向中國大陸。

美國在對中國大陸經濟關係上,美國人最關心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美方認為造成中美貿易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首要歸咎於人民幣匯率問題。寶森指出,中國大陸以人為方式壓低人民幣兌換率,以刺激出口貿易,並不妥適;大陸政府利用非經濟手段操縱人民幣匯率、人為的壓低人民幣的匯率,從而使得「Made in China」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不正常的低價格優勢,並要求中國大陸必須在短期內加強貨幣的靈活性,以便實現匯率自由化的目標。

二是中國大陸政府仍然用各種方式對出口企業和出口產品進行補貼。這一做法,明顯地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關於禁止政府對出口商品進行補貼的協議。美方認為,作為一個貿易大國,中國大陸的這些做法既不公正又不合法,不僅對形成中美之間的巨大貿易不平衡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對美國的生產商和就業局勢構也成了損害。

短期而言,隨著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將近,貿易保護主義氣氛只會變得更嚴重,隨著政治選舉活動升溫,保護主義氣氛亦會隨之加劇。在這樣緊繃氛圍下舉行的經濟對話,自然很難期望雙方在匯率開放和智慧產權保護等方面都獲致滿意的結果,然而,兩方對話應能讓彼此更加瞭解雙方的差異和不同所在。

中美經貿問題的分析

其實,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發展,亦正是對話的一項重要議題。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意味著西方主要經濟大國需要強化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協調,但某些西方國家不願意中國大陸作為享有全權成員的身份加入以前七國集團的協商機制,中國大陸又不可能接受俄羅斯那樣的參與七國集團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時期內替代成為中國大陸與西方經貿溝通的管道。

然而,中美兩國關於「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其實有不同的看法,中國大陸將對話視為一個加強與美國關係的機會,而不見得是解決分歧的場所。美國則用會談來討論非常具體的事情,如人民幣升值等等。由於美國要求中國大陸加速經濟改革,並期望近期內取得成效,但反觀中方則要求希望依照自己的步調,逐步調整經濟結構和進行改革,這就造成中美之間認知上的差距。

美國為了解決兩國之間過大的經貿赤字,認為有必要向中國大陸施壓,要求讓步,美國對戰略經濟對話的期待就是,借此機會直接向中國大陸的高層,抱怨其巨大的貿易赤字,而中國大陸則利用這次對話,向美國國會闡述中國大陸對雙邊貿易關係的看法,並向美國解釋,不要把貿易赤字全都歸罪於中國大陸出口行業,也要適當的提高本國國內的儲蓄率。

從中國大陸角度而言,為了消弭美國的不滿,所以願意以對話的方式尋求解決問題。但是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問題,像貿易赤字、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用對話就可以解決,短時間內大概很難有具體的結果。

第二屆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中,中美雙方在金融服務、能源、環境和民航等領域簽署具體協議,但在最具爭議的人民幣匯率上,雙方仍未能達成共識。正如白宮發言人表示,美中經貿關係可能是未來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關係,因為兩國貿易量愈大,彼此投資額也愈大,自然摩擦也愈多,美中戰略對話著眼的是非常長遠的面向,不是短期的成就。

台商面臨的形勢與風險

中國大陸與美國是當前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地區及最大的出超來源的兩個國家,中美經濟之間的風吹草動都會牽動到台灣的經濟。

在國際貿易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品大量使用從第三方,特別是從中國大陸周邊國家進口的產品,以至於中國大陸外貿形成了「對東亞逆差」加上「對美歐和非石油發展中國大陸家順差」的格局。

其實,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很多都是來自於台商,所以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或美國的對中貿易制裁,都會直接或間接對台商的經營及獲利造成影響。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大陸經濟過熱現象,從台商的角度來看,更須審慎的考量。
兩岸關係對於中美經貿關係來說,是一項變數,為使兩岸經貿永續發展,台灣必須更重視兩岸經貿交流秩序的正常化,並建立穩定而有效的協商機制管道。

有人認為兩岸經貿應該是水平或垂直互補的關係,從台灣的角度來講,是希望成為垂直的,台灣是高階的,大陸是中階的;但事實上,大陸不論在水平或垂直方面,都已經可以在大陸內部完成,這將對台灣造成很大的挑戰,所以如何走向經貿互補,而不是經貿競爭,是台灣必須面對的。而實際上,台灣的重點在於找出台灣自我定位,加快經濟轉型,以保持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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