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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城鎮化對我服務業發展意涵
儘管大陸城鎮化有許多的解讀，但在城鎮化將帶動大陸持續成長及內需市場的趨勢下，卻意味著台商在服務業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基此，本文作者建議政府應該致力於讓台灣的產業發展與資源成為台商利用城鎮化趨勢發展服務業的後盾，諸如強化台灣自身服務業的競爭力、精緻度、提升人的素質、深化社會多元價值等，以厚實台商發展服務業的實力，若果真能如此，台商反過來也能成為推動台灣前進的力量。
文：劉柏定（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代副所長）
一、前言
中國大陸的城鎮化，在十八大換屆之後，在新任的李克強總理的大力提倡下，成為熱門的焦點議題之一。城鎮化有許多的解讀方式：它是一個經濟持續發展轉變中的必然伴隨現象，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與獲得財政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央政府未來必須積極思考如何管控與改革的重大政策面向。解讀的方式不同，其對於未來我國相關產業或企業的意涵便有所不同。
李克強喜歡引用著名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的一句話：「美國的科技創新與中國的都市化是21世紀人類福祉的兩大關鍵。」他認為城鎮化會是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的「巨大引擎」。再加上李克強為經濟學背景出身，他在北大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城鎮化，在2013年底習李政權抵定之後，李克強公開發表有許多關於城鎮化的談話，受到當時許多媒體的關注與解讀，當時大家引頸期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讓外界等了又等之後，也終於在2014年3月發布。
但中共高層權力運作隨著三中改革文件揭露後開始進行，隨著部分組織與人事的安排公布，包括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外界逐漸認為過去胡溫時代的分工恐不再適用於習李體制，習近平將更多權力掌握到手裡，李克強更多地淪為執行者的角色。城鎮化牽涉層面廣，未來這方面的政策方向，恐怕還是習近平說了算。
二、中國大陸城鎮化內涵
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故事，因為種種因素使然，城市化的發展明顯落後於其工業化的進程。在經濟上進行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沿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迅速，農村龐大的勞動力在壓抑數十年後找到出口，大量農民離鄉到沿海城市打工，獲取更好的收入，雖然因為戶籍制度的箝制，已經轉入非農行業就業的勞動者，在城市環境中生活再久也不能成為真正的「城裡人」，只能被稱為具有歧視性味道的「農民工」，但此一內部移民浪潮仍然持續至今，也造就了世界歷史上少見的大規模的快速城市化現象。
中國大陸的城鎮化率自1949年以來至1960年代中期，因為種種政治上的強制作為而呈現大幅起落的現象，1958年起開始實施《戶口登記條例》，嚴格控管城鄉人口流動，此後至改革開放之前，人口城鎮化呈現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之後，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很快也開始有條件放寬農民至城鎮暫時居住，農民工現象隨著經濟持續成長而強化，（以常住人口來計算的）城鎮化率也穩定提高，至2003年已達到40.53%，十二五時期的第一年2011年就已經超過50%，達到51.27%；至2013年更達到53.7%。若單純從中國大陸官方所統計的城鎮化率（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來看，約20年的時間之內，由1990年的26.4%上升到2010年的49.95%，提升超過20%；城鎮人口也從3.02億變成6.7億，增加的城鎮人口總數超過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人口數，這種規模與速度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當然，若是從戶口來計算城鎮人口，那此一城鎮化率將驟降至35.3%（2012年），兩者之間的差距超過17%，這也顯示了中國特色城鎮化的內在問題，亦即外界所稱的「偽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問題，因為構成城鎮化率的許多常住居民因為戶口在農村而無法享受等同城市居民的相關福利與權益，無法真正落地於此，進行正常的消費、投資置產、看病上學等。
三、對於城鎮化作為政策的一些質疑
城市化現象在學術探討上主要是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伴隨工業化發展的一個自然的人口集中的現象，其多半是一種被動的過程，或至少是半被動的過程。因為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因為工業化發展而提高人們勞動分工的誘因，勞動分工造成人們在地理上的集中居住，而其中多半是因為高報酬而從農村農業活動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因此進一步形成具有規模的城市，也提供許多服務業規模發展的機會，居民收入提高更進一步促進城市規模發展等，這是典型的城市正向發展故事。
在此過程當中，負責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通常會就著城市發展的需求，提供相應的基礎建設或公共服務，包括大眾交通、道路鐵軌、水電系統、公園與學校等，形成美好城市生活的一面。較具有前瞻性或積極性的政府，甚至可以且應該提早預估城市與產業的發展，透過都市計畫與公共建設來引導城市的良性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化確實是一個經濟體發展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而這一個議題在中國大陸更是複雜化，因其牽涉到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政治管理制度等等背後極其複雜的體制遺留因素，因此中國大陸的城鎮化遠為一般國家複雜。
但即便如此，個人仍對於中國大陸官方將城鎮化作為政策主軸的想法有很多質疑。首先，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大陸所走的城鎮化道路，基本上在於做大城鎮規劃、投資基礎設施網絡、興建工業園區，藉此讓農村變城鎮，並在此建設過程中吸收更多農村就業。這種以「物」為主的城鎮化，還是重在投資，可以推動經濟的高速成長，但資源環境和資金成本也非常高，而且會進一步加劇結構失衡，難以持續。雖然這點已經被所謂李克強的新型城鎮化或是人的城鎮化的概念所吸納，但只要地方發展衝動仍在、GDP發展思維仍難轉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官場文化仍在，以城鎮化為主軸的政策思維，就仍有成為開發主義”帽子”的濃厚可能性。
其次，城鎮化是否能好好地做，如前所述是必須以背後許多各方面制度改革的良窳為前提的，包括戶籍制度改革（背後又是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條塊管理體制改革等，以「城鎮化」為名看不出對於推進這些重要改革有何幫助，而拿掉這些改革，城鎮化就成為一個國土發展規劃而已。在三中改革揭櫫的強化市場化力量而讓政府退出的方向下，實在沒有必要以城鎮化為名，成為各級政府重新取得權力的包裝。
四、中國大陸城鎮化的服務業商機觀點
即使如此，中國大陸的城鎮化隱含其對於我國企業的許多長線契機，仍可予以分析。以現象的觀點來理解，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是同步且相互影響的，亦即產業與人在空間上的群聚與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同步的或互為因果的。以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的發展階段來看，其民間的、具有自我發展動能的經濟力量已經非常充沛，城市化在可看見的未來必然是持續進行的。這一種城市化觀點下的商業機會，要從城市居民人口持續上升、城市生活持續提升與多元化的趨勢下去思考。
台灣過去30年的各種生活經驗與內涵，恰好正可以為中國大陸各大小城市未來發展的參考座標。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台商在這方面取得許多成績，包括上島咖啡所衍生的各品牌咖啡廳、克莉絲汀與85度C等許多連鎖烘焙業、象王洗衣等等有太多例子；從現在及過去的生活中發想，每種需求，在每座城市，都是一種可能性。但必須考慮中國大陸與台灣的不同之處：一、其幅員遼闊、區域差異大，必須注意不同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與區域文化差異；二、來自國際與當地的競爭者眾，市場定位必須精準；三、各地區市場都可能有各種檯面上與檯面下的進入障礙。
以政府的手段或政策來看，城鎮化是地方政府化農地為城市或園區的最佳口號，也是地方財庫的重要收入手段，發達了地方卻也造成政府負債、房價高漲、鬼城充斥、基礎建設過剩或效率差等問題。因此，中央政府也要從國家層面來進行管控，此即新任總理李克強未來要調整為「新型城鎮化」、「人的城鎮化」之背景。未來地方是否持續大興土木來新建城區，可能有待今年10月的三中全會或全國城鎮化發展規劃的發布來判斷政策方向。
對於許多早已發展許久的中心城市、大型城市，則面臨要提升城市內涵與效率，乃至於提升民眾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加上十八大後中共中央強調「生態中國」，環保相關綠色產業必然是未來非常重要的商機，不論是從地方新建城區園區或是中央要調整城市內涵來說，朝綠色概念思考的城市發展都是必然之道。以上的分析對於台灣或台商的機會，除了一般常談的城鎮化所創造的建材、裝潢等「物」的可能需求之外，對於服務需求來說，要與對岸的政府配合來提供服務，其難度較高，但部分台灣具有一定經驗優勢的部分，以其地方之廣，仍應存在著機會；例如廢棄物處理與垃圾焚化、水資源管理或污水處理、甚至是公共自行車系統的營運等。
近日熱門之服務貿易協議，且不論台灣對其開放及簽訂過程所引起的許多批評與討論，針對大陸開放部分，至少在營造、物業、會展、環境服務、醫療、體育娛樂、旅行社、運輸、殯葬等與城市化發展相關的領域，都有大幅或局部的開放，在上述城鎮化趨勢下，也意味著更多台商服務業的發展機會。但是，對於台商的機會不等同對於台灣產業的機會，在服務業發展上尤其如此。服務業的經營必須對於當地市場有深入了解，必須大量聘請當地員工或是購買當地材料等。
個人以為，政府應該致力於讓台灣的產業發展與資源成為台商利用城鎮化趨勢發展服務業的後盾，反之，台商也能成為推動台灣前進的力量：一、提升台灣農產品與農業的精緻度，強化台灣食品健康優質的品牌意象，以此提高台商使用或銷售台灣產品的動機；二、強化製造業對於智慧化綠色城市或建築之研發投入，鼓勵廠商由產品提供轉向服務提供，整合相關產業，共同發展標準，以台灣城市智慧化與綠色化為目的與手段，提供綠色解決方案輸出；三、致力於提升台灣城市管理與經營層次，並合理納入民間力量合作，培養優良的業者，以向外輸出營運模式的可能性來提升我國民眾生活品質；四、鼓勵、支持台灣服務業引進、觀摩歐美日等先進地區的服務新模式，讓台灣成為先進服務業發展、試驗、當地化的創新區域。
當然，中國大陸未來城鎮化的圖像，雖在規劃出台下較為清楚，但許多關鍵都在執行細節當中，甚至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在十八大之後也面臨新的曲折，許多經濟與非經濟層面問題累積已久，新一代領導人的改革備受關注，企業的投資與策略也必須保守因應。不過，儘管大趨勢有變數，小處著眼，仍然不過就是人的生活的持續，以此觀之，城市生活商機處處。儘管中國大陸有特殊的政經制度、文化與民情，但強化台灣自身服務業的競爭力、精緻度，提升人的素質、深化社會多元價值，才是服務業面對挑戰、向外擴張的最佳保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