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中國的新風險與新挑戰
鑒於中國大陸的營商投資風險類型與樣態，經三十年間的急遽變遷，甚至是同時全方位地翻升，已產生量變與質變，並成為包括台商在內的所有外資企業的投資新風險。故本文除就相關內容進行討論分析外，也籲請所有欲持續前往中國大陸營商投資的台商企業，應優先採取「須具備最起碼經濟規模之前提條件」及「加入跨境或跨域之產銷價值鏈」兩個對策，以因應未來投資中國的新風險與新挑戰。
文：林建山博士（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前言
台商在中國營商投資的投資風險，在2009年之後，起了質的結構性新變化。在中國大陸營商投資的風險類型與樣態，早已跟隨中國之從落後農村經濟社會躍進轉化為「世界工廠」，以至「世界市場」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併同量變與質變，在三十年間變遷急遽而且也同時是全方位地翻升，變成為對於包括台商在內的所有外人外資企業的投資新風險。本文就相關內容進行討論分析。
營商投資風險類型及樣態的量變與質變
這種經濟大環境的營商投資風險之演進變化，所造成的外溢性新挑戰與新影響，既其深刻亦其龐巨，絕對不容任何意欲前往中國大陸市場投資營運的企業廠商，所能率然予以輕忽的。
首先，最立即而且直接的營商投資風險，乃來自於「要素成本的連番騰跳躍升」所引申的「生產製造條件嚴重劣化」，這對於一向講求供給面「價廉物美」優勢的絕大多數台商之營運投資，當然影響極其重大。到了今天，當中國大陸的「要素成本大優勢」已遽然變成為「要素成本大劣勢」，則力足以使整體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風險情勢，完全翻轉：過去的機會條件，在今天已然變成為，台商企業的營運存續挑戰，乃至成為新生投資的進入門檻。
「倍工資」與「缺用工」的台商大夢魘
勞動成本倍增，是這一構面問題中的第一項直接顯見之課題。
過去十年間，中國大陸工資水準正以每年13%漲升速度，迭迭向上跳躍增高，早已形成為在地營商之要素成本挺增因素中，極具關鍵性的一個主要變項；勞動力供給數量的短缺，則是其次的關鍵課題。特別是，過去台商?集匯聚的沿海城鎮地區，「倍工資」與「缺用工」，更早就是立基於沿海地區的多數製造業台商，最近十年來的莫大夢魘，更是沿海地區許多中小型企業關廠倒閉的重要因素。
再者，廠房土地價格倍升，以及原物料供給的量價齊揚，更加上影子銀行體制下的貸放利率起碼已高達7%，甚至普遍可以高到12%、14%以上，如此沉重的實物成本及使用資金成本，無一不是構成為所有當前在中國大陸營商投資台商企業，一種重大的，本質是「舊式翻新型」的要素成本劣化條件之威脅與挑戰。
在地優勢範疇競爭者之加速度丟甩拋棄
其次的另一大營商投資新風險，是中國產業經濟部門結構轉型之加速度，所帶來「範疇經濟之競合」的大挑戰。
三十年前，台商蜂擁前往中國大陸營商投資的，大多是屬於傳統中小型製造業廠商，在當時中國大陸的在地產業科技水準，以及市場需求格局，都給予這些中小型台商莫大的適存與成長之發展空間。然則，就在過去這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大陸的本土民間創業投資者，以及改革開放後的新生廠商企業，已然雲湧?起，而且都非常快速地爭先恐後躋身進入「產業市場學習曲線高陡短峭」的新階段中，此其同時，整個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國民經濟水準之躍升，以及購買能力之膨脹，也加速改變了中國境內市場需求格局樣態；到了這麼一個全新階段，台商中小型製造業者，就再也不是像當初階段那般，原本作為產業經濟的領先者、前行者之角色，竟而紛紛退化衰頹，而變成為產業市場的滯後者與劣勢者，無論是在產業界場域或者是在行銷市場上，都已被在地競爭者廠商們所丟甩拋棄。
在另一方面，受限於歷史因素之考量，既往三四十年前台商中小型製造業廠商的先行投資群體，所採取的「前進中國」模式，幾乎都是一種「連根拔起」「悉數全員遷移」之方式；因此，先行代領頭前赴中國大陸營商投資的那一世代台商，普遍都早已完全喪失了「留存後方」的任何奧援，也喪失了可能再取得「高一層次研發」或「新一代產業科技」之增援補給的任何機會點，所以才有最近十幾年來日以增多，會因此屢見不鮮的，被排擠而強制非自願性退場，甚至於逕付倒閉關廠的情形。
仍然高築的內需市場「行政疆界壁壘」
其三重大的台商企業營商投資新風險，在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市場疆界(market territory)之行政壁壘」，仍然高築不變。甚至因為，過去十年間，中國大陸經濟在歷經飽受「產能過剩」之傷害，而肇致整體經濟情勢的遲後宕緩，既被迫拉低了國家經濟成長率，也拉低了各省市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正由於如此之故，早在80年代以前所普遍性存在於中國大陸各省市之間的「諸侯經濟」典型，又告再度復活，無論是高築生產製造的「設廠產製疆界(manufacturing territory)」或「市場行銷疆界(marketing territory)」之種種壁壘，又在最近這十年之間，再度出現，這林林總總之壁壘，幾乎都用一種技術性及非技術性的「行政壁壘」(administrative barriers)之形式而存在；其中，最具強制力，也最為典型的行政壁壘形式，就是將地方政府所主掌，而中央政府也管不著的，「設廠投資准證」及「公司設置准證」直接與「地方政府採購法」無縫緊密連結，這樣一套嚴密且剛性的機制，已經逼使所有台商的可營運市場空間，在最近十年來，嚴重被框束限縮在有限的營運疆域處所之中。
這種類似於「焦土政策」的中國省市政府之新興經濟管制方式，業已變成為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之絕大多數投資營商，特別是沿海地區之經營者，極其嚴肅的發展成長新挑戰。
營商條件受制於「人治社會潛規則」
其四重大的台商企業營商投資新風險，是中國大陸整體社會環境條件的「基本潛規則」，還是完全受制於「人治社會法則」為支配，也就是說，直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的所謂「市場化經濟」，仍然夠不上算得是已然「制度化」或「法治化」的真正現代化經濟社會。
正因為如此，以致在最近期間，即使習李體制已然正式運作一年有餘，在中國大陸各省市地方層次，猶然處處可以見得到，「在地營商社會成本」持續高升的實務例證，而且許多「非商價值」意識形態的限制，仍然還是繼續嚴肅地主導著，包括台商在內的，所有外資廠商企業在中國大陸營商投資，一切有關的存續可能性與發展之前景展望的可能性。
這種「人治社會的行事潛規則」，在某一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算得是企業營商投資的正向穩定力量，但在另外一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卻絕對會變成為，困鎖企業營商投資健康成長發展的負向阻礙力量；今天，中國大陸的基本情境態勢所能夠表明的，是這些「人治社會的行事潛規則」所積極發揮的，乃是後者之壞效應，而絕對不是前者之正向作用狀況
必須優先採擇之兩個重點對策
當然，在今天絕大多數在中國大陸營商投資的台商，期望要能積極有效減少所不得不面對的新四大樣態類型投資風險，國際專家智庫機構的研究分析認為，至少有兩個重點應對策略抉擇，必須納為所有台商企業欲意繼續前往中國大陸營商投資者，第一優先應該採擇使用之嚴正思考的。
一、具備「最起碼經濟規模」之前提條件
第一個重點對策抉擇是，今天以至可預見之未來，所有台商企業之前往中國大陸營商投資，無論其為以中轉外銷為目的，或以純粹旨在滿足內需市場所需為目的，也無論其為是製造產業中心，或為是服務產業中心，甚或是農林漁牧事業中心之廠商企業，都必須具備「最起碼的規模經濟優勢」者，也就是在產業科技、生產能力、市場空間、財務基礎、人力資本等方面都具備「最起碼經濟規模」的，才有機會，得以在中國大陸市場保有永續營運存活的更高可能性。
到底既往36年間的歷史長流中，先前存在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後的主客觀大環境，到了今天的習李掌政時代，已經截然大不相同；過去，台商可以高效享受到的「小而美」，以及「彈性靈活性」的絕對優勢地位，在現今的新局面態勢中，這一類型的台商企業，都已被翻轉成為絕對的劣勢者與絕對的弱勢者，在今後，也祇有具備「起碼規模性(minimum scalability)」者，才能擁有前瞻可能的新機遇與新生存空間。
二、加入跨境或跨域之產銷價值鏈的必要
第二個重點對策抉擇是，應該加入跨境或跨域的產銷價值鏈(value chain for the regional corridor)。當然，能夠結合在地產業機構，以至於日本、美國、歐洲之跨國企業，共同形成具有特色、獨特性的產銷價值鏈，並作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則成功發展、存續成長的機會，才會更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