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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致力適應新常態
大陸鑒於其經濟正要轉入「新常態」，亦即其經濟發展條件和環境，已經或即將要發生諸多重大轉變，其經濟成長率不僅將與10%左右的高速率正式告別，也將與既往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經濟粗放成長模式說拜拜，故未來大陸勢必會以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培育其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尤其勢必會積極綜合考量大陸內部與國際經濟形勢，以及本身經濟結構與經濟循環態勢，既保持政策賡續性、決策靈活度，也不讓大陸在調整經濟結構時產生成偏差。
文：林建山博士（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2014年5月，「新常態」第一次出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的表述中。習近平的說法是，「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範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採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2014年7月29日，習近平與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
告別大陸經濟舊常態
新常態之新，意味是不同於以往；新常態之常，則意味是相對的穩定，在經濟成長速度上適宜且結構優化、社會和諧；大陸要轉入「新常態」，已意味著大陸經濟發展條件和環境，已經是或即將要發生諸多重大轉變，經濟成長率將與改革開放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率，正式告別了，也與既往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經濟粗放成長模式，正式告別了。
因此，經濟新常態，需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從根本上說，就是向改革要動力，向結構調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潛力；就是要「啟動力」，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讓市場主體真正放開手腳；就是要「補短板」，把該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就是要「強實體」，把該給的政策給足，夯實發展的微觀基礎。
宏觀經濟數據惡化
最新公佈2014年8月份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工業增加值成長率下降，達到了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以來的最低水準，固定資產投資、電力、房地產銷售等數據，也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落現象，中國大陸經濟放緩情勢已然相當具體而且明顯。
面對這種惡化傾向的經濟大形勢，中央銀行人民銀行立即在一周之內，連續兩次出手，採取政策意圖十分明顯的對應措施：2014年9月16日晚，利用SLF（常備融資便利）工具，向中、農、工、建、交五大商業銀行，釋出了總計5,0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期限為3個月，從出手數量上言，已經接近一次全面降低存款準備率所能釋放的流動性；2014年9月18日，中央銀行又悄然將公開市場操作的「14天正回購利率」，下調了20個基點，降至3.5%，是自從2014年初以來的第二次下調，頻率期間之短，也是過去所少見的。
尤其第二項措施，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和作用，即是為了阻擋市場資金從短期轉向長期流動；因為現行大陸貨幣公開市場的正回購期限，有14天和28天兩種，其利率水準的高低，對對於商業貸款利率的影響力極大，在這次下調之後，14天正回購的利率從3.7%變為3.5%，但28天期的，則仍維持在4.0%，顯然這都還是一個偏高的利率水準。然則，其積極意義在於，能夠有利緩解實物經濟部門(real economy)的融資成本，促進實物經濟發展。就現行大陸經濟所處情勢看，2014年底之前，仍然大有再進一步下調正回購利率的可能性，因為整體大陸經濟放緩的態勢依然在繼續之中，民間絕大多數工商企業的盈利狀況，也普遍都並不理想。
內外需市場都起了大變化
2002年至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前，大陸處於明顯的產能擴張週期。但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破壞了原有的供需平衡，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從國際外需市場情勢看，「全球化紅利」從漲潮到退潮，國際市場的外需，已經無法繼續擔當大陸經濟的救世主；主要是因為，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之後，各國經濟私人部門的「去槓桿化」，導致內需不足，因為各國開始擴大搶奪國家外需市場。美國歐巴馬政府大搞「製造業回流投資」運動，而歐洲中央銀行則不惜藉採行「負利率政策」以壓低匯率，美歐先進世界大力推動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的局部多邊貿易協定，本質上卻都是變相的「新貿易保護主義」。
而從大陸經濟的內部因素看，大陸人口結構的快速惡化，積極抬高了國內勞動力成本，十年來人民幣匯率的持續升值，使大陸經濟逐步喪失了對外貿易領域的比較優勢。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成長貢獻率，已然從正值逆轉為負值，到了2011年已然出現-4.2%，而即使是在歐美經濟復甦已經轉好的2013年，更是進一步惡化為-4.4%。
經濟新常態 首要適應外部的不確定性
如何適應來自外部不確定性所引申而來的挑戰，當然是大陸開始進入經濟新常態的首要急務。
大陸適應經濟新常態的重點考量因素之一就是，2014年整體世界經濟表現並不太理想。唯有美國經濟狀況比較良佳，儘管第一、二季GDP波動尚大，但第三季起已進入加速經濟復甦的正向軌道，然則，另外兩極國家的日本經濟失速、歐盟大國出現零成長、負成長的窘態則令人擔憂，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巴西，也意外陷入衰退；尤其當前大國關係的錯綜複雜，乃至地緣政治經濟因素陡然變成全世界性的重大變數，更對全球經濟帶來莫大的負面影響。
原本在1980年至2010年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較少，即使有，也大多對全球經濟影響不大。但是自從「阿拉伯之春」以來，中等所得國家，包括經濟規模比較大的國家，如利比亞、埃及之先後出現動亂，對世界經濟就產生了相當大程度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於全球能源經濟的衝擊，更加不容忽視。目前的烏克蘭危機，國際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在敘利亞及伊拉克境內的「全新建國行動」等，都將造成長期性的區域性衝突問題，對於全世界經濟的影響，都是不容小覷的。
貨幣政策新走向
大陸經濟既然進入了「新常態」，則在宏觀政策上，必須會更加積極綜合考量國內與國際經濟形勢，以及本身經濟結構與經濟循環態勢，既要保持政策的賡續性，又要保有必要的決策靈活度，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政策取向，既不過分強調需求面驅動的唯一性，也不過分強調供給面驅動的絕對必須性，最好是必要讓大陸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的同時，不能釀成失能失速太多的偏差問題。
當然內外需市場情勢，對於大陸貨幣政策走向，會有相當重大的影響；其中一個關鍵變數是大陸外匯占款的數據動向。根據統計，2014年8月末，大陸全體金融機構的外匯占款餘額是人民幣29兆4,580.30億元，較上一個月減少了311億元；事實上，大陸外匯占款的基本情勢是，自從2014年5月開始，就明顯出現了逐月下降趨勢，並且在2014年6月份開始正式出現負成長數字，而特別是這種「負成長現象」，竟然會是在「外貿順差不斷創新高」情況下所產生的，尤其更讓人橫生諸多值得思考的想像空間。「大陸外匯占款負成長」，當然會對中央銀行下一步貨幣政策的採行，產生莫大的影響。
臺商絕不可忽視的新政策動向
基本上，外匯占款的變動趨向，一直極大影響到周小川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投放決策」，外匯占款的持續低速成長或負成長，對於基礎貨幣投放的未來，已然形成了一股莫大較大壓力。儘管說，中央銀行可以利用定向寬鬆、再貸款補充一部分基礎貨幣，但是其可發揮結構性調整的幅度相當有限。
不過，真正會導引大陸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的因素，還是內外需市場情勢變化，以及本國GDP成長率、CPI成長率、就業等核心經濟指標的動態。再說，依迄今所見的情境狀況看，回過頭來讓中央銀行向下調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說法與看法，似乎越來越趨真實，並且已然在大陸金融市場積極形成一種特有的氛圍；這表示，其可能性已經不容予以輕易排除了。
這是在大陸投資營運有年的所有臺商，絕對不可以忽視的新政策動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