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府推動一例一休修法、年金改革、不當黨產處理，到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所衍生的爭議，顯示政府政策制定前欠缺事前評估並廣徵意見，導致推出後引發爭議，也造成社會對立。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痛下決心，改變既有的施政思維、展現提升政府效能與改善投資環境的決心，進而以更全面的產業政策，「全面再造台灣經濟成長模式」，才能讓各個產業都能積極進行創新投資，發展創新營運模式，才能改變「低成長、低薪資、低就業」的經濟發展困局，讓台灣經濟再起。

文：蔡宏明

　　蔡英文總統年初在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全球大趨勢2017」（The World in 2017）特刊發表名為「讓台灣再度變成猛虎」（Turning Taiwan into a tiger again）專文，「強調將重新強化台灣的領航角色，維護基本社會安全網，以全新的發展模式振興經濟」的政策理念。

　　 同時，蔡英文總統和林全院長也把「拚經濟」作為今年政府施政的首要任務，除了逐步啟動「5+2」產業創新計畫之外，更將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公共建設、持續檢討改進法規，並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讓我們看到政府推動台灣再起的企圖心。

　　 我們認為，這些政策作為若能有效執行，並且有效的帶動台灣各行各業積極在台灣投資，則對台灣產業的轉型升級與景氣的改善，以及促進台灣經濟及產業連結全球市場，進而「讓台灣再度變成猛虎」，必能發揮積極的作用。這也是今年白皮書以「期待再起」為訴求的主要原因。

　　 然而，從政府推動一例一休修法、年金改革、不當黨產處理，到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所衍生的爭議，這卻顯示政府政策制定前欠缺事前評估並廣徵意見，導致推出後引發爭議也造成社會對立，而在投資環境面，不但國內產業界所面對的「五缺困境」（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未能有所改善，美僑商會發表 《2017年台灣白皮書》，指出去年白皮書提出80項建言，沒有一項獲得解決，尤其令人感到灰心，也對台灣經濟的未來感到憂心。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痛下決心，改變既有的施政思維、展現提升政府效能與改善投資環境的決心，進而以更全面的產業政策，「全面再造台灣經濟成長模式」，才能讓各個產業都能積極進行創新投資，發展創新營運模式，才能改變「低成長、低薪資、低就業」的經濟發展困局，也才能「讓台灣再度變成猛虎」。
　　
台灣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下降的困境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過程，從1960年代的出口擴張政策，1980年代採行策略性工業政策，1990年開始推動以十大新興工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政策，同時藉由開放政策，吸引跨國企業資金和技術，這些政策不但帶來經濟高速發展，也讓台灣和韓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國，並列為亞洲四小龍（Four Asian Tigers）。

　　 然而如今，隨著全球經濟環境轉變、工業化普遍發展、區域經濟整合與產業移轉的加速的進行，除了中國經濟在近30年來快速成長，成為崛起的大國之外，包括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等四個亞洲新興國家的「亞洲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的經濟成長速度，也超越台灣。

　　 相對地，台灣近年經濟成長遲緩，自1981年至1990年間，GDP成長率平均為7.89%，1991至2000年平均為6.49%，2001至2014年平均為3.76%，這種成長速度的落差，則讓台灣的民間社會感受到經濟沉淪的失落。

　　 台灣經濟沉淪的失落感，反映出台灣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下降的困境。過去，台灣生產的電子資通訊、石化產品、工具機、紡織品均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重要角色，因而成為主要出口產業，也成為帶動台灣經濟的重要基礎。然而近年來，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地位逐漸下降，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率於1990年是2.6％，2000年為3.3％，之後即逐步走下坡至2013年為2.1％；中國大陸從1.9％升至17.5％；南韓則從2.5％升至4.1％，顯示面對新興國家的崛起與激烈的國際競爭，代工製造優勢逐漸喪失，台灣製造業產品出口競爭力下滑。

　　 此外，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RIETI)利用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 GVC，指製造業的成品在到達消費者手中為止的價值鏈中，參與國所做貢獻的附加值金額）收入所占比例作為競爭力指標，分析了1995年至2011年中國、印度、印尼、日本、韓國、台灣等亞洲六國製造業的產業競爭力的變遷，顯示日本、韓國、台灣的製造業競爭力在下降，而中國、印度、印尼的製造業競爭力在上升，其中台灣在全世界製造業的GVC收入所占比例由1995年的1.3%降至2011年的0.8%，相對地中國大陸則由1995年的4.1%大幅提高至2011年的16.2%，兩岸製造業競爭力的消長，值得國人警惕。

　　 台灣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下降，反映的是台灣產業結構面臨調整，創新集中特定領域且效益不足，特別是在下列幾方面：

　　 一、台灣電子資通訊產品出口值占整體出口總值比重接近30%，經濟成長動能過於依賴電子產業：包括資訊、通訊、半導體、面板、LED等產業。近年來，台灣電子產業陷入停滯，台灣經濟也因此受到衝擊，有必要重新調整產業結構，避免台灣經濟發展過度仰賴單一產業。

　　 二、產業價值鏈缺乏加值能耐：以上游材料為例，我國高值材料自主率僅20%，遠低於日韓等國的40%以上，導致高值產品開發速度緩慢；中游製造方面，傳統產業製程仍以傳統工法及依賴經驗加工為主，製程改善對生產力提升有限。

　　 特別是台灣出口產業多屬代工性質，並非自創品牌，不但易受材料價格與供給波動之風險，更因為無法掌握品牌，不擅長行銷與通路布局，無法以消費者導向，來設計產品與研發產品性能，難以超越代工角色。

　　 三、傳統產業勞動生產力成長緩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製造業勞動生產力長期穩健成長，2000～2012 年成長271.9%，主要由資訊電子業所帶動，民生工業與金屬機電業等傳統產業勞動生產力成長緩慢，十餘年僅增加20.8%、15.1%。大部分民生與金屬機電相關次產業薪資成長緩慢，與生產力成長緩慢有直接密切關係，應有完整生產力提升政策，始能改善薪資停滯問題。

經營環境惡化 令人灰心

　　大家都知道，投資是產業創新與經濟成長的重要驅動力，而投資環境惡化，影響國內外企業在台灣投資與創新創業的意願，則是造成台灣產業競爭力下降、經濟發展停滯與薪資低落的主因。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資料，2016年台灣的投資率（投資毛額占國民所得毛額）只有20.2％，創近7年最低，不但遠低於民國80年代平均27％的投資率，也低於韓國的29.1％（2015年）、新加坡的25.5％和香港的22.6％，屈居四小龍之末。

　　 面對經濟沉陷的危機，台灣原本就應該像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一樣，以積極的作為，為國內企業創造投資機會，積極營造足以招商引資的投資環境。

　　 例如，美國川普總統為落實「美國製造」，除簽署「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的行政命令外，更於4月27日公布「稅制改革計畫」大綱，將個人所得稅率從現行的10%-39.6%的七個課稅級距，簡化並調降為10%、25%、35%三個級距，至於個人標準扣除額也提高為現行的雙倍。同時，企業所得稅由35%降至15%，企業海外利潤匯回一次性徵收10%（原為35%）利得稅，並取消替代性最低限額稅、遺產稅、淨投資所得稅，放棄邊境調節稅。

　　 雖然這項稅改方案能不能真正實施，必須看眾議院、參議院的臉色。但是該計畫不但吸引美國企業增加在美國的投資，也吸引了台灣石化、鋼鐵、紡織與電子業（如台塑石化、中國石油、燁聯鋼鐵、宏遠興業及鴻海集團等）廠商規劃赴美投資。

　　 其中，夏普社長戴正吳在證實鴻海和夏普規劃赴美國投資中小尺寸面板廠，預期總投資規模超過8,000億日圓時，則表示「相對於美國政府積極招商，台灣政府態度冷淡」。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日前在台大癌醫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動土典禮上致詞時重砲抨擊「台灣行政效率太差，未來非必要不會回台投資」，該灰心的言論反映出國內產業界對於台灣投資環境的失望與無奈。

　　 究其原因，郭台銘與夏普社長戴正吳等人4月下旬二進白宮之後，立刻有六個州的州長找上門積極招商，顯示美國總統川普在提出「以美國優先」，推動企業減稅、鬆綁法規、製造業回歸、擴大基礎建設投資，以振興美國經濟等施政主軸的同時，也以實際的作為積極招商。相對於這樣的熱情招商，台灣民間社會的反商情結，以及政府行政效率低落，自然讓台灣企業對台灣的投資環境感到失望。特別是在下列幾方面：

一、政治盤算凌駕理性對話，導致社會撕裂

　　 政黨政治有惡質化趨勢，使得台灣內部對於攸關國家與社經發展的能源、環保、勞工、社會福利、兩岸關係等重大議題和政策，缺乏理性的政策辯論及相互包容與廣泛對話，進而形成讓民粹和政治考量，成為決定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

　　 以「一例一休」為例，在2015年召開了35場座談會之後，勞資雙方同意將工時由雙週84小時縮減為單週40小時，但顧及國定假日的一致性，刪除七個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與軍公教一樣僅紀念不放假等「勞資對話共識」，使得勞動部修改《勞基法施行細則》37條。但遺憾的是，政黨輪替之後，不但國民黨昨是今非的推翻該社會對話共識，工鬥連線也咬住蔡英文總統曾在選前承諾「絕不砍假7天」，而持續升高抗爭力度，則讓對立的社會氛圍不斷升高。

　　 同時，由於台灣各政黨政治盤算凌駕社會對話共識，行政部門也缺乏政策對話的準備，導致各界難以對重大議題進行討論，是造成對立衝突的主要原因，在一例一休立法過程中，我們只見行政部門為了撫平反對聲浪，不斷加碼，從一例一休加班費最高加發一又2/3倍，到增加資淺勞工的特休假，使得前5年特休假都優於公務員等，但是對於「一例一休」方案各項措施對於懦慼B旅遊、超商、客運和媒體等服務業營運的衝擊、勞動成本上升，以及對GDP、就業、消費和物價等總體經濟影響，並未提出客觀的模擬分析與影響評估，也讓勞資政三方呈現各說各話的分歧，即使強行過關，也難以得到各方的認同。

二、一例一休衝擊企業營運與投資意願

　　 台北美國商會（AmCham Taipei）在「2017台灣白皮書」中，重砲抨擊勞基法修法「大開倒車（big leap backward）」，指出政府一直在鼓勵創新及創意，勞基法卻對最高工時、加班費等嚴格規定，「像家長跟小孩下指導棋，這種父權做法，只會扼殺創新」，更不利發展服務業；對白領專業人士如工程師、會計師、程式設計師、金融及行銷等尤其不友善。白皮書建議，亡羊補牢做法是短期透過施行細則提供彈性，長期則要修法。

　　 另外，依據工總、商總、工商協進會、中小企總、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及電電公會對會員廠商進行調查，一例一休導致人力密集的行業及規模別較小的企業其每年人事成本增加率較高，約有24.6%受訪者表示成本增加10%以上，21.3%受訪者表示成本增加3%~5%。且有53.7%受訪者表示調整售價因應。

　　 同時，由於規定工作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例假及休息日加班4小時以內者，以4小時計等，除造成人力調度的困難外，恐增加因工作在4小時內即可完成，雇主尚要交待其他事務，但勞工不願接受之爭議情形發生，依據調查結果工作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例假規定，在排班上會造成困擾者達67.4%；對於休息日加班4小時以內者，以4小時計等規定無法接受者高達67.8%。
　　 此外，由於現行休假日加班須支付加倍(1+1)工資即可，但一例一休規定休息日加班8小時須支付2.58倍日薪資，休息日複雜的加班費計算方式，造成企業加班成本大增，為規避休息日加班費產生，雇主紛紛採取限制員工休息日加班、縮短修息日營業時間等方式因應之外，其對企業未來在台灣投資的意願，將造成極大衝擊。

三、政府決策執行力不足 澆熄企業投資熱情

　　 政府決策執行力不足，不僅為國內企業所詬病，跨國企業也感到失望。IMD世界競爭力報告一向被視為是「跨國企業高階經理人對台灣經營環境的總評」，根據IMD公布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雖然台灣排名全球第14名，且「政府效能」排名世界第10（較去年下降1名），但是其中「經商法規」卻下滑4名至第29，甚至於「外國投資者自由取得國內公司控制權」（排名第52)、「政府投資誘因是否足以吸引外國投資人」（排名第48)、「移民法妨礙公司雇用外籍員工」（排名第47)、「政府決策是否能有效執行」（排名第41)等指標，大多落在全球第40名之後，顯然除了勞動與移民相關法規限制之外，政府決策的執行力，尤其受到跨國企業高階經理人的質疑與詬病。

　　 事實上，政府決策的執行力與行政效率問題，也衝擊地方政府的產業發展與招商活動。例如嘉義縣長張花冠就曾經以其開發「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有關處理土地變更問題的經驗，公開表示在內政部開了至少7、8次以上會議，受到大埔事件壓力，與會學者委員百般刁難，儘管他們最終克服一切困難，但對企業經營者，光是與公部門打交道的成本就澆熄他們投資熱情，尤其凸顯出排除法規障礙、簡化行政流程，以提升行政效率，是政府改善投資環境、振興台灣經濟的當務之急。

四、限電危機影響投資規劃

　　 台灣2014年備轉容量率尚有10%以上，意即供電充裕的天數還有300天以上，但到2016年，供電充裕的天數已經降到126天，掉落速度之快令人擔心。供電警戒(備轉容量率6%以下)代表的是台電會使用降壓、降載等方式來提高備轉容量，這些方式不僅會影響供電品質，且105年供電警戒的天數已經來到77天，甚至還達到限電警戒(備轉容量率低於90MW)，一旦大型機組跳機，就會發生大規模的區域跳電。

　　 近兩年停限電風險大增的主因就是核一廠1號機和核二廠的2號機因政治因素接連停癒A供電少162萬瓩，是尖峰負載的4.5%。以往冬季是一年中用電最充裕的季節，但是106年統計到3月13日，供電警戒的天數已經有10天，到夏季時的壓力會更大，因為核一廠和核二廠放置用過核燃料的池子已滿，乾貯裝置又被新北市政府卡住，導致核二廠1號機與核一廠2號機恐怕106年6月也得停機，供電又再少了162萬瓩，預計夏季出現缺限電的風險非常大，將是產業營運上的一大變數。

　　 展望未來，在電力密集經濟發展型態及高溫頻率增加下，電力需求負載將不斷攀升，我國電力備轉容量已顯不足，限電危機恐影響產業發展。

五、環評程序冗長不確定，影響企業投資布局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的繁瑣、行政程序之冗長，長期以來一直對企業投資帶來極大之困擾，不但常使投資者之心力交疲，也阻礙投資者的發展規劃。例如政府為了協助半導體產業及精密機械產業發展，以及回應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朝向最先進18吋製程發展的土地需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稱中科管理局）提出中科大肚山園區擴建計畫。該工業園區位於台中市大雅區與西屯區之交界、台中科學園區旁邊，原為軍方大肚山彈藥庫，面積共計53公頃，其中32.87公頃提供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作為建設10奈米晶圓廠，1.65公頃則是提供精密機械產業作為擴大建廠之用。

　　 該擴建計畫公布之後，隨即面對外界對於用電、用水和環境汙染等質疑和抗議，經過多次環評，2015年2月6日終於在附加條件下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不過，環保團體卻又決定針對行政院環保署、環評委員、顧問公司等提出撤銷環評、造假數據等法律訴訟，使得台積電10奈米生產中心及巨大機械(捷安特)全球營運總部進駐，添增釵h變數。

　　 其主要原因在於，現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機制仍存在釵h條文定義不明確與不合理之現象，包括：環評委員擁有至高無上否決權力，往往因個人意見而即可阻礙產業合理發展。此外，加上環評審查會議，常常因環評委員組成的變動而造成不同之結果，甚至委員之間意見相互衝突，令人無所適從。這些都是讓產業園區開發和企業投資案件申請與進行造成延宕或終止的主因。

六、兩岸關係「冷對抗」影響企業兩岸布局與投資規劃

　　 台北市美國商會2017商業景氣調查，在台美商認為政府的政策對他們在台灣的經營影響最大，在影響營運的前22項因素中，政府政策就占了一半的11項，有39.9%的企業認為繁冗的行政作業是影響第一的因素，其次是36.4%的人認為兩岸關係影響企業營運，勞基法的不確定性則有34.7%，顯示兩岸關係不僅影響兩岸經貿的發展，也影響企業在台營運。

　　 回顧過去一年，儘管蔡英文總統多次闡明強調政府在兩岸關係推動上，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並於日前提出「新形勢、新問卷、新模式」作為兩岸關係互動新主張，以尋求建構和平穩定的「結構性」合作關係。但是上述論述始終並未獲大陸方面正面回應，並一再重申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其核心意涵是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對於這個「必答題」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兩岸關係「冷對抗」，不僅兩岸官方兩會兩辦溝通機制完全停癒F大陸來台觀光人次呈現首度大幅銳減；不僅於經貿與社會交流的減緩，也不利於台灣企業在兩岸布局的營運與投資規劃。
　　
台灣再起的關鍵策略

　　面對產業競爭力與全球供應鏈地位下降的嚴峻挑戰。這樣的挑戰，台灣唯有積極參與全球區域整合、強化全球鏈結開拓，同時積極營造開放創新的營運環境，以開創產業經濟新優勢，才能促進競爭力與附加價值的提升，創造就業並提高人民的薪資與福利水準。因此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國家及國家未來領導人提出以下的期待：

一、確立「把餅做大」的政策理念，營造正面向上的社會氛圍

　　 期待政府真正的重視經濟發展，落實「把餅做大」的施政理念，且建構友善的投資環境，因這是國家最根本的基盤，因經濟發展好了，政府財政才能改善，也才能有良好的社會安全網體系之建立，也才能留下人才，也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進而使社會不陷入當前相互攻奸、對立、仇視而爭食「餅屑」的窘境。

　　 特別是面對嚴峻的外部競爭挑戰和內部的社會對立，國內工商業界期待政府各項重大政策的推動，應該事前有完整的規劃、評估和論述，透過積極有效的對話和整合，以調和各方的主張與利益，化解及撫平國內嚴重的政治對立與社會撕裂，營造正面向上的社會氛圍，增進國內各界寬容、互信，以加速各項重大政策的推動，最後為我產業界營造一個和諧、穩定、友善的經營環境。

二、以更全面的產業發展策略和願景，引導企業投資

　　 台灣民間投資動能不足的原因，除了因為全球經濟情勢不佳，使產業發展能見度低、影響企業投資規劃之外，缺乏政策引導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為了重新強化台灣的領航角色，蔡英文總統提出「五大產業創新計畫」，打造國家隊等政策方向，但是若觀察台灣當前的產業困境，中國產業供應鏈崛起的的替代效應是全面性的，而台灣服務業發展也長期存在的生產力偏低問題，在在都顯示新政府僅靠綠能、物聯網、生技、智慧機械和國防產業等策略性產業發展，並無法改變產業競爭力衰敗的格局，而需要有更全面的產業發展策略和願景，務實地深入檢討現有貿易結構的弱點與各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問題，進而提出各產業重建競爭新優勢應有的創新投入方向，才能有效引導工商企業與勞工朋友形成共同的願景與努力方向。

　　 特別是面對行動通訊、聯網技術、大數據、智慧化、移動應用、雲端運算，以及物聯網等創新應用和新興服務系統不斷擴大，正在改變全球產業生態之際，新政府尤其應該從「市場導向」的觀點，藉由各產業公會，結合產學研的專家，以針對各個產業所面對的市場需求特性、競爭情勢、技術應用需求等進行分析，進而明確各產業的短中長的市場發展策略、技術研發、人力資源培育和創新投資項目與方向，才能誘發更多的企業進行創新驅動的投資，也才能有效促使經濟成長模式由「效率驅動」轉為「創新驅動」。

　　 同時，政府應將占GDP四成的債務上限調高，俾能動用充裕預算與政策工具支援新創產業，並扶植新創產業成為下一世代的明星產業。

三、加速傳統產業導入「智機化」，促進產業轉型

　　 台灣產業正面對第4次工業革命的挑戰，特別是從2011年德國首先喊出工業4.0之後，美國推動再工業化政策，日本也提出工業4.1J（Japan Industry 4.1J）、韓國也推出「製造業創新3.0」，而中國大陸更推動「中國製造2025」，力求積極推動建構網實智能化製造、生產、銷售系統，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由於工業4.0將影響全球價值創造鏈與生產分工形式，進而帶來「典範轉移」，自然是台灣必須積極投入的。

　　 對此，雖然「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擇定電子資訊業、金屬運具業、機械設備業、食品業及紡織業等5大產業，加速產業導入「智機化」，但事實上，根據調查顯示，國內多數業者對於設備與系統之間的整合的了解，以及工業4.0的概念卻是相當有限，實際上導入機器人、巨量分析（Big Data）和物聯網的比重也偏低，這樣的現象將不利於方案有關「加速產業導入智機化」目標的實現。

　　 對此障礙，政府除了應提升各個產業對於智慧製造的認知，並建立國內產業導入智機化的診斷系統和輔導機制之外，也應該盡快修訂「產創條例」，對於廠商「導入智機化」所需要的投資，例如，針對企業增購智慧製造設備或是大幅改善能源效率之機器設備更新投資，提供租稅獎勵誘因，才能全面促進產業智慧化升級，進而帶動經濟結構轉型。

四、加速修訂環評法規，避免環評程序冗長與不確定性

　　 為避免環評程序冗長與不確定性對產業投資的衝擊，我們一向主張政府應該創造讓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雙贏的環境，改善環評審查時間冗長，審查效率低落等問題，讓符合法令的投資案有理性的討論和評估空間。

　　 如今，環保署已經預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等環評子法修正草案，以專章規定政策環評，將政策環評與開發行為個案環評相連結；個案開發行為若符合已實施政策環評之政策，於一定條件下，得簡化環評審查程序，明確規定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將環境保護因素內化至各機關，強化開發野i決策程序應將環境責任納入考量；如果環評書件有資料闕漏、實問虛答致審查認有應補正情形時，明定補正期限、展延1次為限，並依開發單位所提具體理由為准駁之判定，逾期則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為野i之申請等，都是有效避免環評程序冗長與不確定性的正確方向，值得肯定。

　　 我們期待政府應盡快完成環保署所推動《環評法》修正草案中有關將環評管轄權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以及簡化環評審查程序等規定，才能真正減少廠商投資面對的不確定性，進而改變因投資環境惡化導致企業出走的趨勢。

五、檢討發電結構的可行性，積極鼓勵汽電共生產業發展

　　 政府為達到2025年「非核家園」的目標，提出天然氣占比50%、燃煤占比30%及再生能源占比20%之發電配比。然而，在缺乏核電選項下，除將折損電力系統的可負擔性與低碳化之外，由於台灣仍存有基載不足問題，即使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20%，仍難以避免因再生能源間歇性供電，而可能造成部分時段電力不足，造成供電不穩定的問題。

　　 對此，我們期待政府除了應務實檢討2025年再生能源占20％、燃煤30％、天然氣50％發電結構的可行性外，也應積極規劃穩定基載電源，將高效率燃煤機組持續列為電源開發與積極推動項目，並規劃燃煤機組效率提升計畫，將台電現有亞臨界機組汰換為超臨界或超超臨界機組，以補足基載機組容量占比偏低問題。

　　 同時，汽電共生是穩定電力供應與調度的重要來源，但是由於受到地方政府環保野i法令影響，限制汽電共生業的供電能量，恐影響國家電力供應與調度。因此，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加強協調，考量電力調度係全國性事宜，通盤檢討能源相關法令及各項野i制度。

　　 另外，建議主管機關、台電及業者共同檢討階段性鬆綁現行汽電共生總熱效率法規門檻52%為 45%，必要時汽電共生機組方能全力配合發電，避免國家陷入整體供電不足之窘境。

六、強化勞動法規彈性，建立社會對話機制，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一例一休從年初正式實施以來，國內中小企業、運輸、醫療、懦慼B零售、營造等服務業，甚至社會福利機構和公務機關仍然持續反映面對人力調度困難與成本增加的調適問題之外，以觀光旅遊業為主的南投縣長林明溱公開痛批一例一休造成勞方、資方、消費者三輸，以及總裁彭淮南以新加坡1979年「工資調整政策」最後失敗收場的慘痛經驗強調「限制勞動市場彈性，提高勞工福祉的美意，最後可能適得其反」，的確反映出「缺乏彈性」，的確是民怨的根本。

　　 此外，北市勞動局也坦承根據過去行政訴訟案件的判決，對於勞工下班時段有無加班事實的認定，對檢查實務有相當的挑戰度。相信該挑戰未來將會是今年7月1日起進入檢查期起最大的爭議所在。

　　 對此，如何讓企業充分了解一例一休和勞動法規的具體規範；讓各種類型的企業在實施週休二日時，得以針對其經常性營運活動與特殊性營運的需求，有人力配置和工時安排的彈性，以及促進各個企業的雇主與員工共同討論其應有的營運與排班模式，將是減少爭議和避免民怨的根本法則。其中，為了適應各種類型的企業實施週休二日所面對的營運與工時安排需求，政府應該力求在工時制度上提供彈性，除了每個月加班時數配合每週平均縮短正常工時2小時，放寬修正至54小時，或採總量管制方式，加班時數修正為每4個月200小時單月加班時數不得逾60小時，放寬加班彈性，月以利事業單位因應短單急單的需求之外，由於《勞基法》的30條之1提供勞動部公告適用四周變形工時，且目前勞動部已公告適用於40多項服務業，未來實應研議更具體的適用條件和審查機制，讓更多有需要的行業得以適用，以解決特定行業的營運與工時安排需求。

　　 最後，我們認同林美珠部長強調「勞動部主要工作是平衡勞資關係」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一例一休衍生的爭議可知，除非勞資雙方能在充分且對稱的資訊基礎上，針對勞動條件進行理性的對話與共識建立，否則要化解日益對立的衝突，恐怕是緣木求魚。對此，勞動部實有必要建立參考南韓於1998年設立南韓三方（勞資政）委員會，以提升勞動條件和減少勞工抗爭發生的做法，規劃建立「韓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三方對話機制，才有助於建立和諧與平衡的勞資關係。

七、提高台灣青年知識技能，突破低薪困境

　　 台灣青年的低薪困境，主要導因於台灣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附加價值低，且在大陸與東南亞崛起後，製造業陷入低價競爭，致產業外移，工作機會流失，而雇主在低利潤的困境下，也不易為員工加薪，致形成薪資停滯的現象等。

　　 對此，政府應針對各產業特性及未來發展前景，進行量化及質化的未來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產業全球脈動及所需之人才，讓年輕人掌握其必需擁有的職能和技能。

　　 其中，因為製造業在推動薪資成長及創造就業機會上，扮演關鍵角色。尤其應強化技職教育，培養更多科技、實作人才，鼓勵年輕人勇於投入製造業。

　　 同時，建議政府應結合產官學研，從國民教育、產學合作、在職訓練以及就業輔導等，提供完整的教育體系和配套，培育出兼具基本能力及關鍵能力的重點人才，包括語文、數位資訊、創新、跨產業領域、國際與多元文化視野及經營等能力，強化台灣接軌國際、永續發展的競爭力。如果不能全面，至少應先有典範案例。

八、推動股利所得稅改革，使內外資一律平等，並對新創產業投資提供抵減租稅優惠

　　 近年來，藉由稅改降稅降低企業負擔，並吸引外資投資，已經成為各國振興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國川普稅改減稅，將企業所得稅由35%降至15%，並簡化與調降個人稅負部分，將個人所得稅率從現行的10%至39.6%的7個課稅級距，簡化並調降為10%、25%、35%等3個級距，而中國大陸也於2017年起國務院將「減稅降費」列為重點工作，包括調降企業所得稅率、擴大減半徵收合規企業範圍及企業研發費用抵減比例由50%提升至75%等等措施。

　　 在台灣目前對外資股利稅率為20％，但內資股利所得卻必須累進課稅，股息股利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達45%，內外資課稅差距過大，造成資金的外流或變身為假外資。台灣股利所得稅負擔主因營所稅與綜所稅的最高稅率(17%、45%)差距過大，造成了假外資租稅扭曲。外資實質總稅負為營所稅17%+(1-17%) *20%＝33.6%；內資實質總稅負實施富人稅後為45.0%+二代健保費1.91%＝總稅負為50.6%；內外資稅負差距達17%，課稅不符公平原則。因此建議政府應進行股利所得稅改革，若採分離課稅20%，使內外資一律平等，才能引領國內長期資本投資，以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國民所得及就業。

　　 同時，現在正處於網路科技創新時代，金融業的FinTech、互聯網、大數據、智慧型機器人、電動車及無人駕駛等科技、服務創新，已顛覆傳統，引導新的經濟模式，全球各國無不卯足力氣投入。為了引導新經濟的發展模式，政府實應投資抵減租稅優惠，鼓勵投資新創產業。因此，建議修正產業創新條例，讓投資新創產業的原始投資額得享有股東之投資抵減租稅優惠，以提振投資意願。

九、美國退出TPP之後，政府應重新檢討台灣國際經貿戰略，訂定對外經貿戰略及洽簽經貿協議的路徑圖與完整配套

　　 過去，政府一向採取「以參與TPP為核心」的對外經貿戰略主軸，如今川普退出TPP並與貿易夥伴重新協商「公平的雙邊貿易協定」，除了將影響APEC亞太自由貿易區願景實現的路徑之外，也將牽動主要國家在亞太區域主導權之爭，更將影響台灣國際經貿戰略和產業布局的利益。對此趨勢，政府實應重新檢討台灣國際經貿戰略，訂定對外經貿戰略及洽簽經貿協議的路徑圖與完整配套。特別是在下列幾方面：

　　 ﹙一﹚政府應充分利用WTO場域與其他成員國深化合作，支持推動WTO架構下的部門別自由化，以爭取全球市場利益。

　　 ﹙二﹚積極參與APEC貿易及投資自由化與各項經濟技術合作，參與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研究和討論。

　　 ﹙三﹚川普正式通知不參加TPP之後，部分TPP成員國開始尋求依循TPP規則等協議內容，建立沒有美國的新框架的可行模式，台灣必須關注未來爭取參與TPP新框架的機會。

　　 ﹙四﹚在RCEP取代TPP成為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支柱之氛圍下，RCEP於2017年完成談判的可能性升高，這些趨勢對於台灣可能帶來的參與機會和挑戰，都是台灣必須預先研判和準備因應的。

　　 ﹙五﹚在美國川普政府於正式通知「美國通知不參加TPP」之後，政府表示：台美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是我國經貿新方向，顯示未來政府將透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架構持續加強台美經貿關係，同時研議與美方洽簽台美FTA。然而，未來的台美FTA談判中將面對極大的農產品市場開放，以及開放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美豬、農產品的殺蟲劑和農業化學品科學標準的MRL等壓力，必須盡早提出對策。

十、新南向政策應促進業者在當地市場找到當地合作製造、關鍵中間商或通路商，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打造合適的供應鏈與多層級的行銷管道

　　 行政院於去年12月提出《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確定將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與新南向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由於新南向政策主要著眼於「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成立後商機，則必須針對各國市場需求，規劃產業合作策略。例如針對各國在汽車、資通訊產品、食品飲料、美妝保養品、成衣服飾、智慧家電等需求提升，在當地市場找到當地合作製造、關鍵中間商或通路商，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打造合適的供應鏈與多層級的行銷管道，是值得積極規劃的。

　　 同時，政府應與產業界合作發揮台灣產業技術優勢，將已經有驗證實績的服務系統輸出，以回應新南向各國產業轉型升級和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的需求。

　　 另外，東協各國已經面對如何促進產業自動化或智慧化，以及解決環保、清潔能源、交通網絡或健康醫療等問題的公共服務需求，如何將台灣已經驗證的服務系統複製至東協，也亟需整合法人研究機構和企業界共同規劃。

　　 最後，台商過去在東協各國經常面對稅務、海關、勞工、環境及基本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加上2014年5月13日越南發生大規模民眾反華示威的「513事件」，以及去年台塑越鋼被裁罰5億美元事件等政治風險，如何藉由交流平台反映台灣業者貿易投資和產業合作的障礙，並向地主國政府提出解決問題和降低風險的建議，尋求雙方的政策協調，更是維護台灣業者新南向營運環境的必要作為。

十一、政府應以「民間主導、政府參與」的模式持續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與產業合作，以為兩岸互動累積善意

　　 在全球經濟景氣逐漸復甦之際，世界經濟版圖的重心亦正快速向亞洲移動，中國大陸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擁有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同時也是我產業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夥伴。然而，隨著兩岸政治情勢變化，過去由政府主導的兩岸產業搭橋和官方投資協處機制面臨中斷且皆無以為繼，例如經濟部與大陸工信部每半年在兩岸輪流舉辦的產業合作論壇停辦，以及雙方事務性對口單位層級的降低等等，影響台灣廠商兩岸布局之規劃和市場拓展。

　　 對此，政府應以「民間主導、政府參與」的概念，作為現階段兩岸經貿交流與產業合作的基礎，藉由民間平台的串聯，例如：兩岸企業家峰會，持續深化兩岸產業各層面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此與官方原既有機制雙軌並行；亦呼應大陸方面一再強調「兩岸民間交流不能斷、不能停、不能減」的說法，同時為兩岸雙方政府創造善意積累的窗口。

　　 同時，在「民間主導，政府參與」的總體思路下，政府可進一步在不影響國家安全考量的前提下，就《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野i辦法》做全面通盤性的檢討與修訂，尤其著重陸籍人士依「專業交流」事由申請來台以及「投資經營管理」身分在台居留等相關部分，以求在實務執行上符合情理，將之作為我方持續推動兩岸民間經貿交流與產業合作的善意，同時亦維繫兩岸民間經貿交流的熱度。
　　
結語
　　
　　 政府必須體認台灣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下降，導因於「創新動能不足」，以及投資環境惡化導致資本外逃的事實。假如政府無法展現改變阻礙創新投資的法規和行政障礙，並創造可預測的產業發展環境，則「台灣再起?將成為空談。

　　 我們期待政府能以具體的作為，排除法規障礙、簡化行政流程，以提升行政效率，並改善投資環境。同時，也應該協助各個產業克服創新研發的障礙。

　　 特別是當前業者普遍面對「技術研發人才不足」、「技術創新成本過高」以及「研發流程太長不符時效」等障礙，特別是應全盤檢討當前經濟結構與產業發展前景，規劃具有前瞻性的「國家發展與創新戰略」，為台灣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提出未來中長期的發展願景，同時建構一個讓企業可以持續性的創造價值的環境，才能有效引領並誘發台灣企業與外國企業進行投資與創新，進而重新塑造台灣在全球價值鏈的優勢。（作者為全國工業總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