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企業和社會大眾期待新政府能夠「扭轉」困局，再造台灣經濟，總統蔡英文也在經濟學人專文中誓言引領「台灣再起」，故工總特於今年1月11日辦理「台灣再起的關鍵策略」領袖論壇，邀請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知名世界競爭力中心負責人Arturo Bris教授擔任主講人，除為我國如何開創新的經濟成長模式、企業如何因應激烈的國際競爭等，提出策略建議外，也與論壇主持人—工總副理事長辜成允、與談人—智網聯盟總網長張善政、工總最高顧問施顏祥、經濟部次長楊偉甫及工總常務理事胡定吾進行對談。

文：譚宗仙整理

主持人：工總副理事長 辜成允
主講人：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Arturo Bris教授
與談人：智網聯盟總網會長 張善政
　　　　 工總最高顧問 施顏祥
　　　　 經濟部次長 楊偉甫
　　　　 工總常務理事 胡定吾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教授Arturo Bris，是從 2014 年的1月開始，負責領導洛桑管理學院裡全球知名的世界競爭力中心。他在洛桑管理學院任教時，主要是針對不同產業的高階主管教授高階策略管理課程。來到洛桑前，他曾經在歐美深入研究處理過公司治理、金融管理、以及國際價值觀等相關議題。

依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每年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2016年我國排名第14，較去年退步3名，僅「政府效能」維持世界第9，「經濟表現」滑落4名，「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排名也較上年退步1至2名。其中「國際投資」項目退步4名，凸顯外人直接投資排名落後，以及產業的製造、服務、R&D等海外布局未對經濟發展產生效益。台灣正面臨「投資環境惡化」、「投資不足」、「資本外逃」、「貧血式低度成長」等困境。

另方面，我國在2016年順利完成第3次政黨輪替，執政黨在國會席次過半，形成完全執政的格局，企業和社會大眾期待新政府能夠「扭轉」困局，再造台灣經濟。總統蔡英文也在經濟學人專文中誓言引領「台灣再起（Turning Taiwan into a tiger again）」。為此，工總特別於今﹙2017﹚年1月11日辦理70屆工業節慶祝系列活動—「台灣再起的關鍵策略」領袖論壇，並邀請負責領導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知名的世界競爭力中心的Arturo Bris教授擔任論壇主講人，為我國如何開創新的經濟成長模式，企業如何因應激烈的國際競爭，提出策略建議，俾作為我們共同打拼，再造榮景的參考。

「台灣再起的關鍵策略」領袖論壇是由全國工業總會副理事長辜成允主持；Bris教授在演講外，也與智網聯盟總網會長張善政、工總最高顧問施顏祥、經濟部次長楊偉甫與工總常務理事胡定吾等我國產官學界菁英進行對談。

本文為盡可能地詳實記載論壇內容，特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撰述。

辜副理事長致詞

論壇以「台灣再起的關鍵策略」為題，主要是呼應蔡總統在英國經濟學人發表「台灣再起為猛虎」專文中強調將強化台灣領航角色、維護基本社會安全網，以及經營全新發展模式、振興經濟的政治理念而來。

在國際競爭、追趕的格局裡，如何務實評估我國面對的競爭壓力，並能夠解決影響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問題，再造台灣經濟榮景，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回顧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的歷程，1960年代我們是以出口擴張且以輕工業為主，1980年則進入了策略性工業階段，到1990年台灣開始推動以十大新興工業為主軸的高科技產業，同時藉由開放政策引進國際企業的技術與資金，讓台灣經濟發展擁有佳績的同時，也促使台灣與韓國、香港、新加坡並列為亞洲四小龍。

然而，隨著全球經濟的轉變，工業化普遍的發展，區域經濟整合及產業轉移的加速，如今除中國大陸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包括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印尼等亞洲新興國家也已形成亞洲四小虎的態勢，其經濟成長速度也都超越台灣，讓台灣切實感受到沒有亞洲四小龍的失落。

面對這樣的困境中，洛桑管理學院公布2016年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在61個評比國家，台灣的總體排名滑落為第14名，重要的是IMD評比的方式，除了根據統計數據得到的硬性指標外，也包括了對跨國企業經理人的問卷調查，因此這項排名也可以視為跨國企業對台灣經營環境的總評。

在這些總評裡，尤其是對於政府效能的指標，在跨國企業的眼中，移民法防礙了公司雇用外籍員工、公共採購是否充分的讓外國企業的競標者參與、政府的決策是否有效的執行、政府因應經濟變化的能力是否具有高度的機動性等重要指標上，都落在後段的39至43名之間。

而在企業效能方面，在外國企業高階主管的眼中，台灣企業環境是否能夠有效的吸引外國高階人才、人才外流是否會削弱國內的競爭力、資深經理人是否具有相當的國際商務經驗、及技術勞工的供給是否充裕等，更是排在40至50名之間，顯示人才外流、具有國際商務經驗人才供給不足，以及長期薪資水準停滯、無法吸引國際人才，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憂。

台灣如果沒有辦法有效的積極帶動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創新，將難以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動能，也會讓台灣的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政府應該有效的提高政府決策的執行力、消除部門本位主義與政策缺乏協調與統合的現象，提供一個可以讓企業持續創造新價值的環境，才能引領台灣的企業及國外企業，能夠在台灣進行投資創新與轉型。

最後，政府也必須正視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地位下滑的事實，並進行全面檢討當前產業發展的困境、企業對未來信心不足等課題，為台灣的農業、製造業及服務業提出中長程新的發展模式的願景，才能有效誘發與引領台灣的事業體及國外企業在台灣持續進行投資與創新，並找回經濟成長的新動能、再造台灣經濟新榮景。

Bris教授演講

對台灣而言，現在是進行改革的正確時機，台灣若能把握機會進行改革，必能再次重現榮景、成為世界上很有競爭力的國家，就像幾年前台灣也曾經名列世界競爭力前十大，然而，競爭力，並不是一個經濟政策，而是一個國家或一家公司能夠永續產生價值的能力。

首先，先來看全球經濟情勢，目前全球的經濟面臨著三大挑戰，一是，生產力的謎團。

生產力的謎團，從世界主要經濟體的GDP成長的數據，會發現令人不解的現象，過去幾年，每個員工的生產GDP的數值是停滯的。拉長時間來看，1960、70年代時，每個員工的生產GDP非常高，德國是5％、美國是3％、日本接近8％的成長率，然而，如今每個國家都在下滑，台灣也是如此。

從趨勢圖來看，1957年到1966年是生產力的高峰，但是過去10年卻成長得非常慢，這是一個謎。照理來說，技術的創新應該是用最少的人力、創造出更多的產品，然而，呈現出來事實，卻是完全相反：科技的進步是提升了技術，但是，卻用更多的人，生產更少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是個謎。

合理的解釋是，現在的工作時間變少了、或是員工的工作環境獲得改善了，例如，瑞士的兼職人員多、法國每周工時只有35小時，於是，工作人數雖然變多，量卻變少了。還有產業不再是單純的製造業，而服務業的生產力自然不如製造業，然而，生產力下滑是全球普遍現象，依舊是一個謎。

不只生產力下滑，公司的利潤在過去5年也在衰退。企業投資減少、獲利衰退，已然成為近年來的全球常態，如果說投資減少，是因為投資在獲利較高的項目，但是數據透露的實情並非如此。台灣的企業獲利率相對雖然是好的，但是，也是大幅的衰退；企業獲利衰退又與生產力下滑有密切的關聯，也進一步促使員工的實質薪資往下拉，例如，美國的員工實質薪資已經比10年前還低，只有亞洲的實質資資還算是穩定成長。

目前全球經濟簡單來講，是有一道愈來愈大的鴻溝，資本、勞工、薪資的差距也愈來愈大，長期來看GDP成長是愈來愈少、企業獲利率成長也愈來愈趨緩，薪資則是呈現平的一直線、完全沒有成長，進而造成收入不平等…，全球各國都是如此，無一例外。

當大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時，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美國總統川普的方案是：復興美國經濟、回復保護主義；要求製造業搬回美國，不要在低工資、低成本的國家從事製造業，以追求更高的經濟成長，同時也解決收入不均的問題。

而法國右翼總統候選人表示，如果他當選則會要求法國人應增加工時而不是減少工時，他認為，法國人應該要更努力的工作。也有像阿聯酋則是不管GDP成長率，也不管收入平不平等，重點就是要創造工作機會，讓大家都有工作可以做。

沒有那個方法是最正確、或是最好的，台灣必須要自己做出選擇：是要增加生產力、是要把重點放在公部門或私部門、還是要減少收入的不平等、是要鎖國、要保護主義？有各種不同的選擇。

再來，是看評估台灣競爭力的部分。在競爭力的課題上，IMD雖然是用好幾個指標看每個國家的競爭力，但主要的構面有四：

第一是，政府的效能；第二是，民間部門能否推動經濟有更高的成長；第三，基礎建設；第四是，是否因前三項而有良好的經濟成果。

2016年台灣在IMD的各項指標中，政府部門的體質是良好的，但是，民間企業則需要做更多的改革；台灣過去也曾經排名在10名內，2016年排名從2015年的第11名滑落為14名，主因在企業的效率。

在企業效率上，香港、新加坡都勝過台灣；香港在2016年的排名是第一，也是第一次超越美國，香港在四構面的指標排名都很前面，包括政府與民間效率都排名第一，這兩項加起來，就讓香港的經濟很有競爭力。

新加坡的政府效能也很不錯，但是新加坡因為地理位置的限制，所以基礎建設的排名沒有那麼領先；反觀台灣，很多項目都有待加強，但是在政府效能與基礎建設上，其實沒有差很多。

台灣在政府效能上，財政政策是可應用的強而有力工具，不過目前似乎還沒有大力應用，未來，財政政策會是台灣可應用的重要的工具。

在基礎建設上，台灣科技業的技術建設很強，但是醫療環境的排名只有32，較落後，長期競爭力會因此受到影響，是需要思考之處；在經濟的表現上，台灣雖然是開放式的經濟體，但是2016年的指標是國際投資下降、就業市場惡化，顯示對外資吸引力不夠，是台灣很大的挑戰。

因此，如何吸引外資，提升就業市場，這是未來台灣政府必須要很快得做出決定，不能等。而世界上所有成左漪G事，都是因為在政治上做了必要的改革，而反敗為勝。

要改變排名是需要長期的努力，我也不知道能改變明年排名的作法，改變的影響是長期的，而未來幾個月做的事，無法改變2017年的排名，但是卻很有可能會影響到2025年的排名。

我不想花太多時間談排名，是因為如果太注重排名，就會只注意關鍵的幾項指標。然而，真正推動經濟體的價值，不是在如何改變指標，很多人常問我：要如何提高國民所得？我也總是回答：我不知道。

因為國民所得不是價值的趨動力，教育才是、基礎建設才是。最後看到的績效雖然是GDP，但是背後卻是由教育與基礎建設所推動的。

2016年9月時，IMD進行了「全球人力競爭力」調查，其中，在如何培養人才進入就業市場以推動經濟發展的項目下，台灣的排名是24，有點落後。

IMD看一國的人才競爭力，主要是看三個面向，一是，教育的投資與發展，意思是台灣有沒有好的教育體系？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與國際相比，政府在公立學校的投資，是非常的低，只有4％，而歐洲國家平均是7％，台灣不能在教育的競賽中輸給其他國家。

二是，是否學以致用？我來自西班牙，西班牙的教育制度非常好，可惜西班牙的人才幾乎都外流，同時，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才，不是企業所需要的人才。

西班牙大學培育出來的工程師人才是全球第5，然而，西班牙並不需要那麼多的工程師，因為西班牙是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於是西班牙的工程師在受了很好的教育後，就離開西班牙到德國工作了。台灣是否也有同樣的問題呢？

還有，台灣能否吸引並留住正確的人才？答案是沒有辦法。台灣外流的人才非常多，同時，也沒有辦法吸引高階的外籍人才。

第三是，台灣的人才顯著缺少國際經驗，因此，必須要增加學生的國際經驗，例如讓他們出國，但是，出國後也要讓他們願意回來。

結論是，台灣的教育體系在初級、中等學校都很好，但是在大學教育體系中，沒有辦法教出企業需要的人，進而促使人才外流，教育是增加競爭力很重要的因素。

那麼現階段的台灣應有何作為？第一是，人口；台灣的人口有沒有成長？答案是沒有。而一個成左爾g濟體必須要增加人口，如果本國沒有辦法增加人口，就要引進外籍人口。

二是，政治領導人；一個國家只要政治輪替，就很容易改革、會做出改變，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位愈久，改變就會愈少。普丁在俄國執政17年，經濟一直沒有改變，古巴與委內瑞拉也都是同樣的例子：執政時間愈長、改變愈少。

台灣現在是改革的最好時機，因為政府有所改變。

三是，好的富豪，這裡強調的不是人格，而是賺的錢不是來自於政府部門，像俄國60％富豪是從事石油與天然氣產業，是與政府有關的事業，賺得錢都來自於政府，台灣剛好相反，富豪大部分來自於服務業或是科技業，就定義而言，不是靠政府賺錢，所以，台灣是有好的富豪。

四是，公部門的規模，台灣公部門的規模是恰到好處，不像義大利、法國都太龐大了，韓國、日本的公部門也很龐大，但台灣仍有改進的空間。

五是，第二大城市；一個成左爾g濟體，第二大城市與第一大城市的規模相差不大，中國的第一與第二大的城市：上海與北京的規模就差別不大，但是，台灣的第一與第二大城市：台北與高雄，相差就大了，高雄的人口只有台北的12％，所以必須要推動第二大都市的發展。

六是，投資；投資的金額是高的，通膨是低的，貨幣相對而言是強勢的，台灣的債務也是低的。在國家形象上，外國人看台灣的形象是好的，但是可以變得更好，要透過溝通傳達台灣的獨特性，讓全球各地了解台灣的形象以吸引外資。

最後，對台灣的未來提出五點建議。先談第五點：重點產業政策，也就是要把政策重點放在特定的產業，例如泰國，是鎖定高附加價值的農業與觀光業為發展重點。只有把重點放在特定產業時，才會知道要做什麼？而台灣的5+2創新產業政策，就是正確的重點產業政策。所以，我就不特別強調了。

回到對台灣未來的建議，首先，我要強調公私部門競爭力夥伴關係。包括台灣、泰國、印尼等亞洲國家的公私部門的溝通很缺乏，主因有二，一是，私部門不相信政府，覺得政府官僚，所以，不能相信他們；二是，從政府角度來看，不能相信私部門，因為私部門只是為了賺錢而已。

而經濟學家看競爭力，有時只看私部門，如美國，美國政府根本不需要對經濟做什麼，私部門就會做完所有的事情，但是，台灣完全不同。但是，要如何建立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呢？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未來在全球經濟裡會成為必要的條件，聯合國提出的全球永續發展的目標中第17項就是夥伴關係，夥伴關係未來也會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基礎；台灣也一定要強調這一點，像馬來西亞，10年前與台灣很像，不過馬來西亞政府近幾年很務實的努力與私部門合作，馬來西亞政府認為他們需要私部門的投入創新與新的作法，因此自2010年開始有了政府與社會的轉型計畫。

如果公私部彼此視為夥伴，對經濟絕對是助益，馬來西亞就因此在競爭力上有很大的成長。

第二，是人才；台灣的人才其實是很好，要懂得利用這個優勢。台灣若要與中國大陸競爭，就是要好好利用台灣的人才優勢、要用年輕人的創新力。

美國20％新的工作都是由成立才1年或是不到1年的公司所提供，很多新的公司也多半是有創意的大學生所創立，包括，YAHOO、GOOGLE等都源自於在大學時期的點子所發展出來的公司。所以，大學有可能是一國工作機會的創造者，也因此，年輕世代的人才，對台灣經濟發展是很重要的關鍵點。

第三是，創新政策；成左滌禤a，會著重在創新政策，而創新的源頭，通常來自於大學；例如阿聯酋由國王特別投資一間大學成為創新中心，瑞士也有由公部門支持所成立的創新的集中地，德國也是由一間很重要的大學扮演創新中心，這些國家的目標，都是要創造創新想法、並創造工作機會。

當然吸引人才也是重點之一，透過創新政策可以發展自己的人才，若無法發展自己所需的人才，至少要能吸引外國的人才，但是必須要提供誘因。

過去2、3年來，非常創新的國家都來自於東歐，羅馬尼亞即為典型例子，在羅馬尼亞從事科技業，不論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用繳稅，進而促使羅馬尼亞成為東歐最具創新、創業精神的國家，所以，要有正確的政策、並要在正確的時機，才能夠吸引到正確的人才。

而創新政策，必須要聚焦，很多的經濟體都說要成為創新的經濟體，但不是每個國家都做得到，所以，要聚焦且要有創新的核心，不能只是設創新園區，而是要很務實將產官學的資源聚合在一起。

第四，是急切性與時機的掌握；再強調一次，現在是台灣改革的最好時機，在政黨輪替、新政府上任下，政府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有所作為。

千萬不能錯失這個時機，2009年時，經濟學人以封面故事，報導巴西是全球最成左爾g濟體，當時，全球都談金磚四國，金磚四國也成為全球經濟的動力，但是4年後，經濟學人再以巴西為封面故事，卻成了失敗的例子。巴西是因為忽視了全球經濟帶來的改革時機，變成了失敗的經濟體，未來還要再花2、3代的時間，才有可能讓巴西重回正軌。

台灣千萬不能錯失時機。選項是在台灣自己的手上，不管是民間與政府必須要一起合作。

Arturo Bris教授與與談人對談

張總網長：

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裡，勞工團體與環保意識的問題，在台灣特別嚴重；環保團體為什麼對企業、產業的發展有很大的疑慮？台灣實在是太小了，不管到那裡設廠，都免不了有人，在美國可以在沙漠弄一大片的地誘荈妖鄍q板，台灣要到那裡弄呢？這可能是經濟密集發展的小國家特別要面臨的問題。

勞高意識的成長是好事，但是產業轉型需要時間，台灣過去以製造業為主，製造業很辛苦，所以能夠分給勞工的好處自然就比較少，企業主如果獲利好，為了爭取人才，不會不把利潤、好處分給勞工，但是勞工意識提升的速度遠超過企業轉型的速度，對企業就是非常大的壓力。

回過頭來看環保的問題，彰化台化廠，如果經濟部沒有說錯，一個沒有違規的企業重新申請執照時，因為大家對環境的顧慮，拿不到執照，對台灣來講，是企業發展的警訊，也曝露出台灣一個問題，我認為，或許政府當年在制定工業與環保規定時，準備用20年，如果是這樣心態，是不對的，應該要與時俱進，隨著時代進步，對企業的環保要求也要提升上來。

另外，衛福部要對附近居民進行密集的健康檢查，我覺得肺線癌就是很好的大數據指標，台化、六輕附近的居民得到肺腺癌的比例到底有沒有比較高，有的話，是不是因為產業的問題，這都要讓數字來講話，不要讓民眾陷於無助的恐慌中。

Bris教授：

數字確實很重要，台灣的環保問題，其實比世界其他很多國家都要好，當然是跟基礎建設有關的指標。

在勞動力方面，IMD講的是競爭力，重點在創造價值及國家的繁榮程度，所以，在世界競爭力論壇裡，有些人會覺得工會是不好的，但是，在IMD則認為勞工市場是需要有彈性，當然不能太超過；如果勞工市場彈性太高的話，可能沒有辦法長久，但是工會對長期發展還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給正確的條件。

施顏最高顧問：

台灣年輕人比較缺乏國際觀，台灣企業界至少可以做兩件事，一是，在招募年輕人時，不妨在專業能力外，也把國際語言、知識列為考評，會鼓勵更多年輕人更為廣泛的獲得國際知識，二是，在內部員工訓練或是升遷管理上也把海外的經驗，或是員工在海外參與的過程作為升遷的標準，這會產生影響力。

在創新的政策上，相信找不到有那個企業是不重視創新，但是在專業外，環境與資源議題的創新可以加以考慮，包括資源再生、環境資源、碳權等，有很大的空間，每個企業可以做點事。
在產業政策上，運用影響，從下而上的塑造氛圍，可以讓政府的產業政策，更能貼近企業的需要。

Bris教授：

IMD在全球進行競爭力研究與調查時，都會問到創新，創新，是想出新的想法與新的產品，但是，也要創造出一個正確的文化與環境，才做得到。其中，管理階層必須要創造一個可以容許失敗的環境，如此組織裡有任何新的想法才會願意提出來，要能有失敗了不會受到懲罰的文化，才有可能不斷的有人提出創新的想法。

樂高的CEO曾過過：「在我們公司裡我只會提拔失敗過的人，如果你從來沒有失敗過，你不會成央A所以，在高階主管都有失敗的過去，這是我公司可以不斷創新的原因。」

所以，台灣的企業也要有正確的政策，才能確保企業內的人願意創新；在我的國家西班牙，失敗了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失敗一次，不代表一輩子都會失敗，這樣文化與教育體制是很重要的，也才能帶來創新的經濟體。

楊次長：

台灣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除了企業與勞工與環保的問題需要好好談外，也面臨到地方政府，以環保為例，都是以加嚴的方向處理，其中隱含了非技術、非法規面的問題，經濟部的立場，是為企業界發聲的想法，經濟部會不斷的把大家的聲音反應出來。

個人有幾個感覺，第一，台灣的創新人才絕對是佼佼者，但要如何突破困難，是需要政府與企業去努力的，台灣有很多隱形冠軍，但是，必須要加以整合，用整體性的創新趨動的模式往外走出去。

第二，我們的國家這麼的小，從過去的發展過程來看，不容易克服的是內部的問題，是需要時間的，新政府上來後，很多政策在推動上還是有溝通不夠的地方，這部分會積極努力去做。
未來面對國際情勢的發展，新政府推出來的5+2新興創新產業，會儘全力與各位一起合作，把未來經濟發展做的更為紮實。

Bris教授：

這很有趣，在台灣似乎缺乏溝通。就是政府的政策溝通的不夠，記得第一次到台灣來時，馬總統就提到，不管我做什麼，大家都不喜歡，現在我有同樣的感覺，蔡總統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我不知道是什麼因素。

新加坡的民間企業對政府的觀感是非常正面的，不只是政府做了正確的事，而且政府在政策溝通上也做得很好。這可見是台灣缺乏的，就是沒有好的管道，讓政府的決策可以對所有的人做良好的溝通。

最好的政府不見得是做了最好的事情，而是能夠說服他的人民說他做的是最好的事情，因為其實是觀感比實際更為重要，我們在講競爭力時，的確是一個觀感的因素。

胡常務理事：

在創新的投入上，台灣各級大學沒有一家是沒有育成中心或是加速器，鼓勵年輕一代投入創新，但是在創新上、在大的企業有個問題是，沒有辦法把美國市場或中國市場抓在自己的手上，而是為拿訂單製造、進行成本節約、增高效率的創新，台灣比較沒有美國人講的破壞性創新。

剛剛次長講到隱形冠軍，多半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改進，並不是像美國的創新是完全巔覆已經成左漕~模式，台灣是要鼓勵另外一種思維，我們下一代的思考比較有巔覆性的想法，我們的創新講實話還是不夠的。

想要問的是川普1月20日就任，不管是作態還是真的，要把關稅壁壘建立起來，或是向中國抽40%的稅，台灣出口最大的是中國，然後很多是透過中國再賣到美國，不管是對台灣或大陸的台商衝擊會很大，教授是否有藥方可以面對如此的衝擊？

Bris教授：

保護主義對小國是最不好的，保護主義可以協助比較大的經濟體，因為他們發展是比較有規模，所以美國股市對川普的勝選反應是正面的，因為對美國企業是有幫助的，但是小國就會受害，台灣就會受害。

川普的政策，會影響到匯率，會影響到像台灣這樣小的經濟體，還有瑞士，國外的投資，不能創造國內的就業機會，IMD在談競爭力時會談到外資有沒有進入台灣，對台灣來講，比較重要的是要吸引外資進來，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台灣的企業在外面的投資，因為那不會為國內帶來工作機會，這對台灣是挑戰。

提問時間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

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夥伴關係，你覺得我們有那些可以努力的方法？你談到台灣還有改善的空間，不知你看到了什麼問題？

Bris教授：

應該要有國家競爭力論壇，政府與民間企業一起來談，這看來很簡單，但是要去做的，做了，是可以提升國家競爭力，香港、新加坡都有這樣的論壇，台灣可以由民間企業來主導。

在論壇裡提出的提案如果獲得共識，就要大力的推動，這是簡單的作法，同時，也要看政府，我們常常發現不同的部門協調不夠，但我不確定台灣是否也有這樣的問題。像愛沙尼亞、香港會有跨部會的團隊，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種的作法，如果有跨部會的組織進行協調，會有幫助，這是很容易做到、也是馬上可以做到的。

工總副理事長林明儒：

政府效能有沒有考慮到施政的時效？民主社會注重公民參與、照顧弱勢，這是普世共識，但是，如果民粹化，不尊重專業、專家，一昧的尋求共識，造成政策的延宕，產業界有重大投資時，又要面對沒有時效性的環評，而且不確定性，讓產業界談到投資時真的非常彷徨，不知教授是否了解台灣產業界所面臨的痛苦？

我們面對的中國，在15年的時間，東西南北完成了4條高?，最近又要�200座的機場，以這樣的行政效率，當然很多人會說這是不民主的國家，但是偏偏不幸的是台灣面對的是不民主國家的行政效率，要如何面對？

Bris教授：

台灣政府的排名是高的，但是並不表示是敏捷的政府，確實很不幸的一個政府愈民主，敏捷度愈低，IMD的排名也會看競爭力的趨動力，而且，很多成左滌禤a都不是民主國家，例如，新加坡、香港、中國，因為不民主，確實讓他們比較敏捷。

民主確實有可能讓競爭力比較弱，瑞士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連交通號誌都要投票；也是反應最慢的政府，因為什麼事都要問大家的意見才行，所以，瑞士有些政策可能要花100年才能實施。

這確實值得討論的議題：我們是想要民主權力呢，還是要更快的政府？我認為最好的政治體制是代議政治，像古希臘，少數人有投票權的民主，全面的民主，對競爭力沒有很大的幫助。

工總理事焦佑鈞：

做為民間團體我們一直認為民間團體的效率是高的，沒想到竟然排16，政府排第9，覺得非常沒有面子。但是仔細聽內容，用詞的定義跟我們不同，當教授講到效率時用的詞是「感受」，效率是我們的感受，而活力與彈性，是政府自己的感受，不知道如何讓我們的政府把他自己的「效率」轉變成我們的感受？

Bris教授：

當講到政府效率時，大家想到的是政府的品質，還有內部人的品質與敏捷度，IMD講的是一個體制：包括投資的程度、處理預算的方法、總負債、稅收等等，這是我們看政府效率的部分，所以台灣的政府排名是很高的。

在企業效率上，就只講企業的敏捷度，在台灣，商業法規會造成影響、公司法理、創意、法規效率等造成台灣企業排名變低，而且，如果只看公司治理，台灣的排名遠遠低於香港與新加坡。

工總常務理事何語：

剛提到法國要延長工時，原來是35小時，2016年時，是不是要延長為43小時？西班牙2013年每年要多一天工作天，這增加了西班牙的GDP，是否能更進一步的解說？

Bris教授：

這是法國的總統候選人提出的兩個方向之一，一是，開除公務機關的冗員，因為對經濟成長沒有貢獻，二是，增加工時，這是候選人的政見，但是他還沒選上。

在西班牙，你說的是正確的，西班牙的實質薪資在歐洲是最低的，雖然我們的失業率是降低的，但是實質薪水是很低的，工時在西班牙，不是由政府決定的，西班牙的工作效率非常低，西班牙的工人很多，生產力很低，西班牙的工時很長，可能沒做什麼事情，工時雖然是12小時，但是大部分時間都在上臉書，跟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西班牙是工時很長，但是生產力很低，因為工作效率不彰，這不是政府做了什麼，而是我們的文化，就是這個樣子。

辜副理事長彙總

Bris教授點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點，全球都有收入不均或是財富不均的問題，從財富不均中又點出了全球包括川普總統開始築起保護主義的牆、也有用增加就業及競爭力等手段來對財富進行重分配。

他也舉出在各國的對策裡，除了失敗的例子用補貼的方法外，台灣沒有採取保護主義的條件，有的選項是增加就業、增加競爭力，還有用稅收來調整收入，教授很友善，提到以增加就業，創造競爭力解決台灣面對的問題，跟我們對政府的想法不太一樣，我們的政府是想要增加稅收。

我們四位與談人，張前院長提到的勞工與環保的問題，林副理事長也有呼應，也是台灣除了面臨經濟問題外，還有很多非經濟的干擾，這些干擾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疑難雜症，也是剛才林副理事長提到的民粹當道。

這個議題也帶到焦董事長的為什麼在這個情況下，IMD還能把台灣的政府效率在全球61國中排名第9，對我來講是非常有趣的學習，就是原來IMD對政府排名是看政府財政與組織等等，而不是在政府的行政能力與決策，而政府行政能力與決策與否反而是企業效率的一部分。

施顏部長提到是教授的五個藥方，而教授提出了另一個看法：勇於失敗的文化，這在台灣並不很常見，也可以回應到胡常務理事：台灣為何沒有破壞性的創新產生。

楊次長除了回應政府的作法也補充了政府的政策，盼新政府上台後，各界也能給予多一點時間與諒解，教授非常精明的點出是不是政府溝通出了問題？而且講出新加坡政府推出政策都能得到全民徹底的了解，也能得到認同，在溝通上，不只是新政府，我個人認為，過去的政府也很有問題。

當然胡常務還問了川普的問題，他明確指出，對保護主義是不贊成的，而且對台灣在海外過度的直接投資，不創造國內就業，這也是我們理事長一直的論點，他又帶到了夥伴關係，教授的回應是辦國家級的競爭力論壇，由產官學進行討論。

最後，我個人有兩點補充：一是台灣的經濟情況有個很特別的問題，就是兩岸關係，是其他經濟體與國家沒有的，如何在穩定、兩岸和諧的環境下有好的基礎與發展，這是在IMD的評比裡無法看到的。

在教授的五點藥方中，提到馬來西亞是由政府邀產業界的CEO一起研討如何制定政策，如果政府願意這麼做，針對一例一休與配套措施，應該可以降低很多磨擦，所以如何把夥伴觀念建立起來，對台灣是關鍵。

Bris教授雖然一直講創新，但是我覺得他講的是給年輕人機會，年輕人的新創公司才是真正創造本土就業最大的來源，這又回應到理事長常講的IPO稅制問題，為什麼不能夠讓年輕人創業，為什麼不能讓年輕人在股票上市時，讓他們從社會最低層翻身。

在五點藥方裡，有兩個FOUCS（專注），我的解讀，專注就是執行，不能執行，就不能專注，最後一點是教授提出來的是現在，如果現在不做，就會太晚。（作者為資深媒體人）